I Want to See How You See: Curatorial Practices in Exhibiting Virtual Reality 文｜伊娜·內德邁爾 Ina Neddermeyer 原文出處｜本文原出版於Image – Action – Space: Situating the Screen in Visual Practice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KG, 2018)一書，經作者與出版社授權翻譯於本刊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ted published in Image – Action – Space © Ina Neddermeyer &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KG 本書全文已於Google圖書開放閱讀：https://play.google.com/store/books/details?id=JuR8DwAAQBAJ&pcampaignid=books_web_aboutlink
展示具有時效性的媒體藝術，對今日展覽的展示和接待構成了重大挑戰。聲音疊加、干擾效果或遺漏的重設按鈕（好讓參觀者一進入房間就啟動藝術作品），都是策展實踐中的日常問題。其中，虛擬實境（以下簡稱VR）裝置原本雖被視為以時間為基本要素的傳統媒體藝術一環，但隨著頭戴式顯示器（以下簡稱HMD）在展覽中的日益普及，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正在發生。 儘管 VR 裝置可以在傳統的螢幕上展示（例如VR 顯示器），但大多數藝術家的目標卻是讓其虛擬世界可透過 HMD 讓觀者「進入」。因此，即使我們很難對VR 藝術品給出明確定義，仍有必要考慮到其與螢幕設置不可分割的狀態，以進一步討論 VR 藝術品的使用和功能方面的變化。
透過德國齊柏林飛船博物館（Zeppelin Museum Friedrichshafen）[1]《美麗新世界：當代藝術中的虛擬實境》（Beautiful New World: Virtual Reality in Contemporary Art）的策展實踐，本文將深入探討VR 裝置與 HMD 展示的可能性和挑戰，以及這些可能性如何反映在作品的預期效果和具體模式上。 從互動式、以體驗為導向的作品到線性敘事的作品，從頭戴式裝置上展示的虛擬實境到充滿房間的裝置場景，全都需要以極其慎重而挑剔的方式處理技術和閱覽過程。儘管具有多樣性，以下提到的所有作品都是以 VR-HMD為基礎的作品：由即時生成的 CG 圖像組成，並在 HMD 進行顯示。
VR頭套與無邊界顯示
在帶有 HMD 的 VR 裝置中，顯示器不再以靜態裝置的形式呈現──例如一個螢幕或投影，參觀者通常面對的是具有時效性的媒體展覽──相反，移動顯示器可被彈性運用。只要參觀者戴上頭顯，該應用程式就會啟動，一旦摘下HMD 就會停止。 在VR體驗中，作為物質性存在的「顯像螢幕」本體退居幕後，觀眾看不見自己所戴的頭罩；相反地，在非VR的多媒體藝術表現上，螢幕或投影播放器的存在顯而可見。沉浸式裝置主要著重於讓觀者將虛擬圖像感知為無框圖像空間。因此，圖像和非圖像之間的界限模糊了，因為虛擬圖像提供了一個360°的視角。一旦戴上 VR-HMD，就不可能看向別處；參觀者完全沉浸在虛擬世界中，離開的唯一可能就是摘掉 HMD。與其說虛擬實境是從外部視角觀看藝術作品，不如說是從內部視角體驗藝術作品，從而創造出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參觀者成為虛擬世界的一部分。
Beautiful New World: Virtual Reality in Contemporary Art 展場，藝術家Banz和 Bowinkel 的裝置 ©Zeppelin Museum Foto Tretter
Beautiful New World: Virtual Reality in Contemporary Art 展場 ©Zeppelin Museum Foto Tretter
此外，參觀者也能積極參與作品。他們透過佩戴 VR 頭盔或體驗 VR 裝置內的互動元素直接參與其中；理論上，甚至可以用 HMD 在展覽空間中相對自由地移動。這種流動性不僅與參觀者的外部行動自由有關，也與 VR 裝置內的大面積行動有關。比如說，當不再有作者為中心的敘事時，參觀者就成了與技術創造的虛擬環境互動的主角。在藝術家Banz和 Bowinkel 的裝置作品中，參觀者透過觸碰按鈕的控制器在虛擬世界中導航，從而產生一系列動作，如在空間中的移動。因此，敘事的發展是非線性的，總是因選擇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這三個要素（內外行動的自由度以及技術設備的消失）導致 VR-HMD 給人的印象是無邊界的顯示器。但這更多的是一種感覺上的印象，因為這種裝置和幾乎所有的 VR 裝置一樣，有很多技術上的限制。
藝術家Harun Farocki作品Parallele II、IV (2014)於 Beautiful New World: Virtual Reality in Contemporary Art 展場展出狀況 ©Zeppelin Museum Foto Tretter
首先，所謂「隱形技術」是透過隱藏的線路達成，它遏制了參觀者的活動空間。其次是裝置本身，它的邊緣依然可見，重量也很明顯。為了營造完美的幻覺，需要沉重的顯示器，與沈浸式體驗恰恰相抵。第三，由於頻寬的限制，紅外線照像機可以追蹤的展覽空間大小有限，所以行動範圍也有限。儘管獨立的 VR 頭顯可能會在近期內推出，但很可能會在品質上發生問題。此外，一件精心設計的 VR 裝置，除了 VR 環境本身，現場模擬、追蹤系統和互動體驗都不夠可靠和穩定，因此不適合日常使用──常見的問題包括，出現同步障礙（移動頭部不一定會產生同步的虛擬運動）、電腦和HMD的連接鬆動，追蹤系統無法順利運作，或者由於技術問題需要重設電腦。 透過其作品《平行》系列（Parallel, 2012-2014），哈倫·法羅基（Harun Farocki）很早就指出，看似無邊的虛擬圖像空間其實仍有可以感知的邊界。藝術家處理的是電腦生成的圖像，尤其是影像遊戲。一方面，空間上的邊界，可以被理解為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程式端點。它們限制了行動範圍。如果使用者想離開遊戲提供的範圍，若不是出現不可逾越的物體、障礙或部分景觀，就會被要求返回或掉頭。另一方面，社交規範和互動同樣有所限制（即遊戲中的哪些行為會引起反應，或其他玩家、官方和領導如何實施處罰）。這些來自電子遊戲的體驗可以被轉移到虛擬環境中。其中，虛擬網籠的邊界可以很快被感知到，因為參觀者可能會走出程控環境，導致 VR 裝置失效。
沉浸感和肢體感
大多數的 VR 裝置旨在讓使用者沉浸其中。在不遠的將來，VR-HMD 雖有可能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目前對大部分人來說，它們仍是一種新的技術設置，並提供了一種完全不同的視覺體驗。 首先，VR-HMD帶來了一種強烈的身體參與，這對平衡感是一種挑戰，並顯示出使用者在虛擬世界中移動和改變視角時，對不同空間中的圖像產生的不同體驗。同時，肉身的參與和虛擬圖像的距離全然同步，因為觀眾仍舊無法把VR裏頭的物體當作實物來觸摸和感受（即斯威茲效應[1]） 。 VR-HMD 改變了主體、空間和顯示之間的關係。被虛擬現實模擬忽略的不僅是展覽空間，身體似乎也消失了。對於參觀者來說，這可能會提供一個非常獨特的體驗：當他們低頭看自己的身體時，往往沒有虛擬的呈現；他們的身體是看不見的。因此，一些藝術家用虛擬人物（頭像化身）來克服這種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差異，從而使無形的身體有了一個虛擬的模擬呈現。有趣的是，識別的過程發生得非常快，使得頭像化身的虛擬身體幾乎就能被看成自己的身體。 同時，在很多 VR 裝置中，透過互動元素使新的身體體驗得以實現，從而大力強調身體的重要性。頭部運動會直接導致視角和角度的改變。在控制器的輔助下，參觀者可以在空間中移動。或者，反過來，在弗洛裡安·梅森伯格（Florian Meisenberg）的 VR 裝置中，展廳中的手部動作會透過紅外線攝影機直接轉移到虛擬空間之中。 弗洛裡安為齊柏林博物館現場創作了一個 VR 裝置，並以跳躍運動（Leap Motion）技術作為追蹤工具。Leap Motion 裝置不再是「傳統」的 VR 裝置，參觀者不需要使用控制器來移動。在不使用控制器或手套的情況下，手部動作會被直接追蹤，並被轉化為虛擬空間中的動作，參觀者可以直觀地塑造VR內的線框物體。在此，手是以虛擬頭像化身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因為如果在虛擬世界中沒有體態表現，會讓參觀者感到過於混亂。此外，如果使用者無法看到自己的手在做什麼，就很難與技術互動。第二步，參觀者可以在線框上放置材質（紋理），以建立一個雕像並上傳到sketchfab.com（一個線上平台，可用於發布 3D、AR 或 VR 內容）。線框物件和材質（紋理）都是預置編程資料庫的一部分。因此，積極參與的參觀者是這些藝術作品的共同生產者。值得一提的是，弗洛裡安與程式設計師緊密合作，共同創造應用程式，從而激發出藝術與技術之間的跨學科介面。
藝術家Florian Meisenberg作品Pre-Alpha Courtyard Games於Beautiful New World: Virtual Reality in Contemporary Art 展場 © Zeppelin Museum Foto Tretter
展示方式上，VR裝置被嵌入到一個充滿展場空間的裝置中，一個巨大的地毯懸掛在天花板上，給人攝影棚般的感覺。弗洛裡安把作品的虛擬層和實體層編織在一起，在這塊地毯上投射出 VR 模擬實景。但外界的參觀者只能看到虛擬手部的孤零零出現的樣子，他們無法看到參與者正在虛擬世界塑造的藝術品。 在沒有進一步工具的情況下，VR參與者的身體性可以透過運動，在虛擬環境中得到了更強烈的體現。這種脫離身體和肢體感增強的同時性，可以看作是 VR 裝置的一種決定性特徵，這也是眾多藝術家選擇反映出來的特性。
調解工作面臨的挑戰
在展覽實踐的觀點下，掌握 VR 裝置是一項重大挑戰。很簡單的一個事實是，展覽中使用的 VR-HMD 經常被不同的人穿戴，這自然會引發衛生問題。近距離的眼睛接觸有傳播病毒和細菌的危險，如結膜炎。為了正確保養，必須使用專用的 VR 清潔套裝，以維護鏡頭的功能。儘管會產生大量的垃圾，我們還是決定每個參觀者都應該得到一個衛生保護罩，以便在展覽中的每個 VR 站點都能使用。戴上HMD前，先讓觀眾將一次性衛生罩罩在臉上。 VR 作品尤其對藝術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觀眾第一次面對 VR 裝置，通常會引發一些簡單的問題，比如：我如何戴上 VR-HMD？如果我看不到（聽不到）就在我身邊發生的事情，那我的財物怎麼辦？觀看 VR 影片時一定要坐著嗎？現在，監管人員不再只負責看守展品，還必須擔任 VR 看護人員，以提供支援。他們要注意參觀者在虛擬世界中旅行時，不要被電纜纏住或絆倒。 展場人員的支持有其必要，因為新的空間體驗會讓讓觀眾對自己的身體有很強烈和直接的感覺。在某些情況下，他們還會有眩暈症狀。噁心是由於缺乏本體感覺訊號所引發，這種訊號源自自身感知與身體移動相對應的感觸。由於上述原因，第一次或大量使用 VR-HMD 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特別是對於沒有受過訓練的參觀者來說，這一點經常透過相當明顯的生理反應表現出來。 除了少數例外，一般情況下，一群人通常可以一起觀看具有時效性的媒體藝術。然而，觀看 VR 裝置卻是一種徹底孤獨的體驗，一次只能一個人佩戴 VR-HMD，使得另一個人就無法使用。其他參觀者在一定程度上被排除在外。因此，在觀察的同時，被觀察的過程也得到了強化。此外，談論藝術作品也因此成為一種挑戰。藝術品的觀賞和言語交流同時進行的過程，成為一個後續進程，這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實際的展覽導覽問題──如何討論那些不是每個人都見過或者連一眼都沒見過的VR作品呢？
Salome Asega & Reese Donohue & Tongkwai Lulin作品ASM(V)R於Beautiful New World: Virtual Reality in Contemporary Art 展場 © Zeppelin Museum Foto Tretter
另一個相對臨時的解決方案，我們已經開始展覽裏頭試著實踐：除了 VR-HMD 之外，進一步展示參觀者在 VR 裝置中看到的投影。藝術家薩洛梅·阿塞加 （Salome Asega）、裡斯·多諾休（Reese Donohue）和通奎·盧林（Tongkwai Lulin）決定在參觀者跳入Oculus Rift VR-HMD 之前，展示他們的 VR 裝置 ASM(V)R 與歡迎畫面/圖像相結合的作品。透過這種方式，參觀者可以透過觀看 VR 模擬的 2D 影片片段來對作品產生印象。當然，需要注意的是，從 VR-HMD 裝置轉移到傳統的二維螢幕上，是對作品的深刻干預。在此情況下，VR 的核心特徵、參觀者的個體體驗，以及參觀者對節目的具體反應都被完全消除了。 在討論這些挑戰時，應先說明的是，我仍為提到一些常見的問題。有時，具有時效性的媒體藝術表達帶有色情或暴力內容時，會引發對未成年人保護的問題。在使用 VR-HMD 時，這個問題相對就沒有那麼嚴重了。原因在於參觀者必須主動戴上裝置，才能觀看模擬畫面，額外的警告標誌可以確保沒有人誤入該藝術品。 這更引申了一個問題：展覽空間裡的每一件藝術品需要安裝多少個 VR 裝置？如果只有一副裝置，在人流密集的展覽，或有團體參加的情況下，現場的調解跟調度就會很困難。一般來說，（幾乎）所有的參觀者都可以觀看投影或顯示器；是故，面對無法被固定在特定展示狀態的VR作品，就必須做出策展上的決策。同時，安裝一個以上的 VR-HMD 也意味著財務上的挑戰。儘管如此，完美的解決方案仍是讓盡可能多的個人藝術體驗成為可能。
VR 技術的藝術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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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技術為藝術家提供了許多新的可能性，讓他們在反思自己的美學潛力的同時，也批判性地審視自己的技術條件。大多數 VR 藝術家都會給出精確的說明，例如：藝術作品應該如何安裝、他們喜歡哪種 VR 系統、一個展覽要安裝多少個頭顯、是否需要HMD、觀眾該坐著或站立體驗（甚至包含細節如懶骨頭沙發的顏色和材料）等藝術作品的基本組成部分。當然，這些說明取決於博物館的具體空間（和財務）情況，並且需要為每一個展覽作出調整。 Sidsel Meineche Hansen的作品Dickgirl 3D(X)涉及了VR色情的探討，因為色情產業是驅動 VR 技術創新的最大引擎之一。這是一部批判性的色情VR作品，不僅探討了後人類的性行為，也探討了偷窺的觀點。透過 VR-HMD，並且由於與外界隔絕，沉浸式色情的裝置給人一種保護隱私的感覺。場景由藝術家明確定義：VR-HMD 要擺放在一個黑色的素皮懶骨頭沙發上，以便讓參觀者坐得舒服。這種裝置的場景設置，讓人產生一種隱私的錯覺，使人感覺自己是在自己的沙發或床上看色情片。但與此同時，觀眾卻身處一個展覽的公共空間中，其他參觀者能夠輕易看到此人正在觀看色情片。 另一方面，在觀察其他參觀者的同時，等待一套 VR-HMD被使用完畢釋出，也成為參觀體驗重要的一環。然而，只有透過觀看影片本身，參觀者才能明白自己剛才所看到前人在做什麼。由於能否看到VR 影片儼然成為一種資訊優勢，也引發一種特別的狀況──視覺過程以一種新的面貌呈現，觀眾使用裝置時的「行為／表演」層面更變得相當重要。
藝術家二人組 Banz & Bowinkel 致力於研究虛擬影像世界和實體空間如何相互連接，以及如何讓外人看到虛擬實境。他們的VR-HMD嵌入帶有雕塑元素和印刷圖像的裝置中。虛擬環境會被傳送到監視器上，所以外人也能看到這些動作。Banz & Bowinkel 將視覺過程作為 VR 作品的核心要素進行討論，深入思考了參與的問題。哪些人可以看到哪些影片？哪些人會被排除在外？在其 VR 裝置中，沒有線性時間軸。沒有特定的起點和終點，所以參觀者可以同時在虛擬和實體世界中作為行動的主角。因此，實體空間和模擬空間的界限模糊了。 VR 技術也開闢了新的敘事形式。當參觀者被直接地提到名稱並參與其中，他們就可以成為敘述的一部分。肯尼亞藝術團體─鳥巢集體 (The Nest Collective) 創作了一部提供 VR 體驗的科幻電影，故事情節講述了一群非洲人離開地球去一個遙遠的星球殖民的故事。戴上VR-HMD，參觀者瞬間就會沉浸在虛擬實境，而當他們到達這個星球時，不得不自問是否會受到黑色世界的歡迎。
虛擬實境技術的策展潛力（和挑戰）
Beautiful New World: Virtual Reality in Contemporary Art 展場 © Zeppelin Museum Foto Tretter
從策展的角度來看，上述挑戰構成了 VR 如何在展覽中裝置的迫切問題。按照「不可見」的主張，技術性的基礎裝置與線路應該隱藏起來？還是有必要在此時進行反制，以顯示技術的實際存在？由於後一種選擇可以讓參觀者與其面對的藝術作品保持一定的距離，並有望開啟一個關鍵的批判性視角。因此，我們決定在《美麗新世界》將整個技術基礎設施，包括所有的電纜、電腦和顯示器，在展覽中一覽無餘。在可以作為顯示器使用的VR-HMD 旁邊，我們展示了米查·卡德納斯（micha cárdenas）在表演中佩戴的頭顯，它是唯一不能使用的展示物件。它被放在展示櫃中，成為一件博物館的作品。 展覽的另一個焦點是展示沉浸在幻覺世界中的悠久傳統，這絕非沒有歷史可循的。全景圖、立體圖或立體鏡說明了人類對沉浸式媒體的興趣有幾百年的歷史。因此，我們決定展覽的出發點應該是立體影像，也呼應齊柏林飛船從 1900 年到 1930 年代的歷史。
Halil Altindere作品Journey to Mars (2016)展出於Beautiful New World: Virtual Reality in Contemporary Art 展場 ©Zeppelin Museum Foto Tretter
VR 技術可說開闢了新的展示形式。2017年，Kunstsammlung NRW 透過《虛幻》（Unreal）展覽，為 VR 技術建立了一種全新的展示形式。與《美麗新世界》相比，該展開發了一個純虛擬的展覽空間（經程式化控制），可以透過實體博物館的虛擬實境休息室進入。當參觀者戴上 VR-HMD 後，就可以在控制器的幫助下在模擬展室中移動，並放大不同虛擬展室中的藝術品。當然，這樣的展示形式只有在 VR 作品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在此情況下，周圍實體展室的裝置與作品無關。 將實體展覽空間作為特定藝術作品裝置的一部分則不包括在內（例如，Halil Altindere 將他的 VR 作品「火星之旅」安裝在一個橢圓形的房間裡，並使用太空壁紙）。在《火星之旅》中，HMD作為顯示器成為藝術品的基本組成部分，參觀者看起來就像飛往火星的太空人。因此，這個展示是將 VR 作品的故事情節（藝術家諷刺性地提出，如果沒有國家接收難民，就將他們遷移到火星：以外太空作為難民的避難所）轉移到實體展覽室中。
因此，那些在模擬和數位介面上運作的作品，對傳統的虛擬和現實世界的認知和定義提出質疑，且無法融入這些單純虛擬的展覽形式之中。 儘管如此，《虛幻》卻已非常清楚地表明，策展人和藝術家們剛開始探索新技術為 VR 作品展覽的構思，所具有的豐富潛力。Google 透過其藝術與文化應用，提供虛擬參觀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柏林自然歷史博物館 （Naturkundemuseum）和巴黎羅浮宮等傳統展覽，讓遠在他鄉的人們也能參觀博物館、其展覽和藏品。然而，這是否代表參觀實體博物館本身將被完全取代？這似乎相當令人懷疑。
作品Blick ins Freie (2017)於 Beautiful New World: Virtual Reality in Contemporary Art 展場 ©Zeppelin Museum Foto Tretter
目前，為參觀者開設一個不僅只關注體驗效果、震撼性和沈浸感的展覽似乎顯得更加明智。然而，我們仍有必要進行批判性的反思，如同我們在《美麗新世界》有意識地向展示技術和機器層面，以使VR-HMD的裝置性質能被觀眾充分認知，這是展覽的核心成分。齊柏林飛船博物館與展覽建築公司 Kooperative für Darstellungspolitik 共同開發了一個裝置，透過身體的體驗讓參觀者感受到虛擬和物理空間的糾纏。其中一個焦點是打開展覽空間的百葉窗。其平時關閉的窗子形成黑匣子，可用於展示依照時序播放的多媒體作品。這樣一來，我們便使展覽空間與外部世界產生聯繫，從而使觀眾質疑什麼是真實？什麼是虛擬？什麼是展覽空間？在展場內，我們也有計畫地安排了幾個通常被安裝在大眾交通運輸的黃色扶手。這是一種方向的隱喻，用來抵消在虛擬現實中迷失的感覺。
很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內，新的展覽形式和新的藝術形式的共榮模式會被提出。比如，即便純虛擬的展覽形式，也可在虛擬環境中與其他參觀者見面交流或進行互動──目前，現有的應用程式多數未提供多重用戶體驗，即使 Tilt Brush 提供在 3D 空間與虛擬實境中繪畫的機會，也無法支援多人活動。 有批評的聲音指出，實體博物館對VR的擁抱無疑是自廢武功，但他們只說對了一部分。也許在未來，人們可能真的不需要親自去參觀展覽來觀看虛擬藝術，但這些挑戰並不僅僅與 VR 技術的發展有關。從技術重現性和數位化的討論來看，它們已伴隨博物館多年，實體博物館仍沒有失去魅力。儘管如此，我們同樣相信，現在的博物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受到挑戰，也必須不斷反思自己，並持續擔任提供和創造藝術話語權的社交場域。
Beautiful New World (Schoene neue Welten)於齊柏林飛船博物館 ©Zeppelin Museum Foto Tret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