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士瑋（水林藝術空間策展暨策畫、法國里昂第三大學哲學博士）

「我們是否已經進入新的世界？」
「我們已經開始了一個（什麼），然後結束了一個（什麼）嗎？」

在高美館創立30週年的最後一個大展上追問這問題似乎並非偶然。雖然是突然冒出的疑問，卻不得不認真地看待這個問題引發的思考效應。同時，兩位研究發展部策展人的初步提問似乎更確認這疑問的非偶然性線索：「誰擁有土地與水？劃分『持有』的範圍與界線，無論是社群、國族、經濟區域或殖民地的邊界，又是如何被界定出來的？」[1]　爾後，此展從三個方面、十組藝術家來回應並延伸這個問題，分別是：「共生與療癒」、「科學與藝術交會的視點：量測、觀察與紀錄」及「多重敘事：邊界的模糊與重構」。

從當代藝術出現以來，就似乎被定義為「提出問題」的藝術。「提出問題」本是哲學的工作，但哲學至今還想要進一步回答這些被提出的問題，哲學的責任就是解答問題並解決它。當代藝術則大多放任這些問題被轉換、被持續以各種方式被追問和重構，這或許是藝術問題從出生以來（至少可追溯到蘇格拉底－柏拉圖）便不被看好、亦不是其命運設定的原因吧。[2]

回到策展人的第一個問題：「誰擁有土地與水？」從「誰」出發的追問至少已是16世紀的近–當代問題模式，另一個重點則是動詞「擁有」，屬於人類的根本問題。自然與文化的問題大概出自近代／現代（modern），其與現代政治–宗教問題同時被提出來，追問的是一種從自然歸屬於其自身之神靈（泛靈論主張，古埃及至希臘時代神話開始），通過一種絕對的統治者（一神論信仰、上帝，或又稱之為「能產的自然」（Natura naturans）與「被產之自然」（Natura naturata）之區分的來源[3]），最終來到18世紀所謂的啟蒙時代，即人類理性可以掌握的時代。膨脹的理性和擴張的情感使人類迎來20世紀的兩場大戰，自然資源的爭奪和佔據經此成為上世紀至今最重要的事，我們甚至不必追問人是「怎麼」擁有土地和水，也不必問「如何」擁有，反而必須接著問「該怎麼辦」、土地和水等自然資源是否因此「能被公平和自由地分享」，自然資源是否「能至此而保存良好並源源不絕」？這才是我們現實世界在這樣悲觀且腐朽中的狀況下必須關注的。這裡也間接地拉出本展或美術館本身所肩負的教育使命。

人類是造作的主體，從環境裡的一分子到認識自己的理性與能力，直至發現並認清自己就是整個世界的破壞主謀。這便是人類世的積極意義之一。「共生與療癒」是展覽主核亦是導引主線，通過拉飛‧邵馬在大廳的作品〈海‧生〉揭開原住民與土地、生命與海洋之間的關係之序幕，同時也暗示其生命殞落於海中。在海洋與沿岸沙地、石頭之間留下的身體痕跡和其所使用的漂流木之擱淺期間的、或明或暗之比喻與設置，並通過懸掛於邊牆上及展廳入口之其伴侶葉海地作品開啟生者與死者之情感連結、男－女與不同部落之間的對話與傳承關係，通過繪畫和雕塑之彼此既成／繼承之關係來展開整個展覽的相接處。這個亦死亦生的入口充滿著思念和纏綿，藉此而讓觀者進入母性的編織和部落的擁抱，即林介文和多木子於第一個展間的力量與企圖。我們與死亡、部落、邊界、植物、動物共織出地球生命軌跡，我們人類傷害了環境、大地和海洋，但是我們也被它們療癒且試著回饋它們。展間中，編織和影像溫柔又巨大，包裹著我們也被我們所包覆著，透出我們和環境共存與共慰。在此我們還沒有發現裂隙，我們還在和諧包容的溫柔鄉裡，原住民女性巨大的包容與祖靈的強大護佑使我們能徜徉在此展間的懷抱裡。

展間銜接處會通過羅晟文的作品，若不經意便易錯過，然而這個被歸屬在第二主題的「科學與藝術交會的視點：量測、觀察與紀錄」卻一直伺機而動地糾纏觀者。本來在104展間從遮蔽的邊上俯瞰觀者並靜靜等待著，這裡卻在布簾間隙中不斷透出其若有似無之潾光。廢棄魚網模擬人造海帶農場揭示了人類與生物的特殊關係，「人類世」指的就是這樣的介入，一種人造的與自然之間的共存關係。這些共存與創造大多數來自於廢棄物、垃圾、人造工具或所謂支撐人類生活的用品，而掛網或者技術廢棄物的壓迫就是現實的狀況，我們創造的無用垃圾比有用的事物還多，我們以為的世界其實是在毀壞中，而這個世界卻以科技或科學之名、自以為是地呈現「為我們好」的假象。甚至這些假象也是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這以科學和觀察紀錄為名的第二主題是不穩定的、質疑的和反思的部署，它持續地為我們所追捕，而非為我們證成。這裡透出的科學主要來自於展示和現實，而非來自於論證和數據。

接著，當我們進到105展間「多重敘事：邊界的模糊與重構」，其主題中的複雜與紛擾才衝擊而來。我們才正式開始意識到作為人類的現實與不堪、領土的搶奪與弱肉強食之動物性部分。蔡國傑和許家維的作品各據展場一邊，上頭亦有二樓的「科學與藝術交會的視點：量測、觀察與紀錄」俯視著，這裡就是三大主題最後的交匯點所在。就算這裡還不是展覽的終點，我們已經無法不面對了。環繞土地與海洋之上的人類的不堪，許家維和蔡國傑都講述一個人性與動物性交會的所在顯現，一個人類自身的晦澀面、黑暗面與現實面，一個不再療癒和共生，卻充斥著生命中存活的處境。這個處境大多已經離開環境和生態，但卻以生態和環境為主要的述說方式，一種看似隱喻的控訴。藝術在此變成發聲工具和政治社會議題的報導者，講述人類彼此的不公和殘暴，講述活著的環境之惡劣和人性之險峻。或許，105展間這裡是人文主義專區，人類自身訴說自己的故事，是歷史區，但是藝術家盡量避免「太人性的」（尼采語）、以植物的各種用途（像是防禦或毒品等）為背景而烘托出人類自身的歷史。這裡就是人類世中的主角人類區，亦是展覽起始的問題所在：「誰擁有土地與水？劃分『持有』的範圍與界線，無論是社群、國族、經濟區域或殖民地的邊界，又是如何被界定出來？」。

那麼，從這裡回返開頭的問題，我們、像野獸般地、同樣試圖跟隨策展人的問題：「我們是否已經進入新的世界？」「我們已經開始了一個（什麼），然後結束了一個（什麼）嗎？」或許我們已經歷了無數的「再次」…然而，我們真的探究到核心問題了嗎？這真的是展覽的核心嗎、還是現實的核心呢？在這樣的追問裡，世界是否因此不一樣了？甚至，我們是否有資格、作為人類…來探究這樣的問題？若接續策展論述的說明，我們看似有機會再進一步：「隨著全球性的資源緊張，資源劃分的矛盾與衝突亦愈發顯得迫切。邊界，在此成為了人類辨識與使用資源標示的依據之一。不過，人們以為恆定的邊界，其實僅是人類為了控制與規劃而構建的視覺想像。如何梳理或直面這些邊界的變動，也正是《潮壤相接》所欲聚焦的核心。」無論如何，我們已經在邊界上了，不論是現實的還是藝術展覽的，這個臨界就是人類世的根本觸碰。我們的在場、人類的在場、展覽的在場以及美術館的在場就是問題的根本。不管我們願不願意，現實就是自然資源的永續危機，也是我們通過展覽要持續探問的、越過美術館邊界要面臨的存活生態現實。

這些看似平行性或放射式的提問，甚至類－根莖式的提問發展其實都不過是對人類何去何從的提問，藉著拉圖（Bruno Latour 1947-2022）的書名《著陸何處？》（Où atterrir ? : Comment s'orienter en politique, 2017）或許也能看出當代人類的生態處境。從展覽一開始提出的海洋就已經是「非－土地」的意義了，而原住民在台灣也可以說是「沒有土地」的，他們也沒有游牧的任何可能性，原住民指的就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的人們，應許之地只能是精神性的或是祖靈的。本展就此從失根、變動和漂流開始，結束在趙仁輝的〈聖誕島，自然而然〉，其探討一個真正的「禮物」：人類消失。「生命會自己找到出路」，有如電影《侏儸紀公園》裡最後的著名句子，一個預設人類不在的巨大人類世遺跡。似乎暗示著：展覽結束了，我們應該趕快「離開」。

本展裡雖然充滿了國家、資本主義、轉嫁、殖民等議題的關心，卻著重在教育和呼籲上。黑格爾在其晚期著作《法哲學原理》序言中說過：哲學就像是在灰色上塗上灰色，突顯一種巨大的徒勞，如同潮壤相接的瞬間與短暫、甚至是被抹去的時刻。人類歷史在地球歷史中的末段開始，或許將與地球的歷史一起終結，成為地球終結前的最後掙扎。同時，如黑格爾曰哲學總是遲到的或年邁的，等待著的將會是死亡。人類未來的、堅實的一切或許會如馬克思預言般將化為雲煙…「『像條狗！』他說，彷彿他的羞恥在他死後仍將長存」。[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