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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見與看不見——高雄文協地景小旅行

2022/07/07 點閱數:1437

文︱陳坤毅(打狗文史再興會社理事)

 

1921年,在大正民主的風潮下臺灣文化協會誕生,開啟往後一系列文化啟蒙的行動,也稱作「新文化運動」。這段歷史影響臺灣十分深遠,因此2021年文化協會創立百週年之際,可見各式紀念活動盛大舉行。過去我們所知與新文化運動有關的活動場域,幾乎都集中在臺北、臺中、臺南等地,多數高雄民眾會覺得似乎和本地的關聯性不強,不過在歷史課本外的真實鄉土,卻有遠比想像更多的豐富記憶等待被發現。

經由臺灣文化協會的大力宣揚,自覺思想和近代知識逐漸在各地擴散,而播撒在高雄的種子受到南國土地滋養,開始在1920年代中期之後大放異彩。當年這些運動人士的活躍,創造不少歷史地景(historic landscape),有些場域隨著時代變遷而消失,有些則幸運地繼續見證城市過往。

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嘗試從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歷史地景中,回顧高雄未曾缺席的啟蒙時代,透過城市發展過程中,覆寫在土地上的歲月痕跡,重新尋回彰顯港都自明性的文化魅力。

 

大寮翁公園的蔡招賽宅(攝影:陳坤毅)

 

農民運動的號召

鳳山很早就是高雄平原區重要的農業生產地帶,日本時代又有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後壁林製糖所及新興製糖株式會社的設置。隨著農民爭議開始層出不窮,催生出農民鬥士與全島性團體。

1925年新興製糖株式會社計劃擴大甘蔗耕作面積,欲將出租給佃農的土地收回,為維護耕作權不遭財閥任意損害,佃農黃石順(1897-1969)集合其他佃農商討抗爭,1925年先組成鳳山小作組合,不久後與簡吉(1903-1951)共同籌備長久性的團體,把組織改名為鳳山農民組合,並積極在各個農村進行演講倡議。然而,1926年鳳山農民組合於大寮翁公園蔡招賽宅前舉辦的講演會,卻在警察為難下解散,組合長簡吉與其他幹部都被短暫拘留在鳳山郡役所(今高雄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址),曾引發六百多位農民前往聚集抗議。

由於臺灣各地的農民組合逐漸增加,為了更好地串連彼此,1927年決定創設統一的臺灣農民組合。成立大會在鳳山農民組合的事務所舉行,最初的本部也位於鳳山,後來才移往臺中。臺灣農民組合全盛時期共有四十多個支部,會員數量高達兩萬餘人,不過歷經1929年二一二事件 的大逮捕後,組織運作也逐漸衰弱。

 

臺灣鐵工所第一工場舊貌(©鄭喬維)

 

工業城市的罷工

自1908年高雄開啟築港工程以來,第二級產業的成長突飛猛進,眾多的工場 與勞工不僅奠定工業城市之盛名,同時也是臺灣大規模工運的起源地。

臺灣鐵工所成立於1919年,前身為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的鑄物工場,專門製造製糖工場所需機械及機關車輛,對臺灣製糖產業的發展有相當貢獻。第一工場舊址位於駁二藝術特區大義倉庫群北側的停車場,第二工場舊址則是在蓬萊倉庫群,不過現今路過該地的人們,應該很難聯想這裡曾引發臺灣最早的聯合大罷工。

為了解決這些參與運動工友的生計,在工友會繼任會長黃賜(1891-1947)的領導下,組織了高雄工友鐵工場,擇於三塊厝建設工場,1928年初開始運作,專營機械、農具、家具的製造與修理,實行八小時的勞動制,並採用自治管理。工友鐵工場不僅成為失業職工們的庇護所,也是民眾黨高雄支部舉辦演講活動的據點之一,儘管代表人黃賜曾因洋灰罷工事件而被捕,工友鐵工場也屢遭針對,仍努力支撐營運,直到1935年才結束關閉,原址約略為現今河濱國小建國樓西側的家樂福愛河店一帶區域。

 

 

高雄機械工友會除了有來自臺灣鐵工所的職工,還有很大一部分是淺野洋灰株式會社高雄工場的勞動者,1928年工人吳石定遭到解僱,成為淺野大罷工的導火線。當時在高雄機械工友會發動罷工下,又有臺灣工友總聯盟與臺灣民眾黨聲援,引入島內各地資源,成立罷業員工總指揮部,展開長期對抗。有趣的是,為處理未經集體決議逕行復職的成員,罷工團還組織「食飯隊」,集體到復職工人家裡吃飯,還有「糾察隊」監視成員的態度,讓罷工團不被資方分化。

 

淺野大罷工時期高雄機械工友會設置的臨時出張事務所(©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高雄警察署廳舍仍保有許多原始建築結構與裝飾細節(攝影:陳坤毅)

由於勞資雙方僵持不下,使工場一度關閉停工,資方擴大開除罷工工人,高雄州當局也雷厲風行地逮捕「被暴徒化」的罷工團成員,總指揮黃賜遭到檢束,楊金虎、李炳森、張晴川等民眾黨幹部還前往高雄警察署抗議。在官方濫捕濫訴下,這場日本時代歷時最久的罷工行動被迫落幕,如今九十多個寒暑過去,鹽埕町的工友會館儘管已經消失,淺野洋灰工場與高雄警察署依然有場址遺跡留下,訴說工業城市過往勞工運動的故事。

 

醫界人士的投入

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後推動的文化啟蒙運動,吸引各地有機會獲取較多新知的醫師一同響應,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當年高雄也有不少醫界人士投入新文化運動的行列。最早有擔任臺灣文化協會理事的李炳森醫師和葉鴻猷醫師,他們分別在臺灣人聚集的鹽埕町、旗後町開設博愛醫院與宏德醫院,接續還有平和醫院的莊媽江醫師參與文化協會,也擔任了理事。1927年臺灣民眾黨高雄支部設立後,亦可見楊金虎醫師的參與,不僅被選為常務委員,他開設的仁和醫院曾舉行民眾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及高雄支部第一回委員會。戰後,仁和醫院已在1980年改建為宗勳大樓。

 

高再祝醫師開設的建安醫院(攝影:陳坤毅)

 

上述幾位醫師還為了醫院事務的聯繫,以及社會衛生的促進,在1927年共同成立高雄醫師會,由臺籍醫界人士組成,不僅時常舉辦衛生講座,也將診療費用與藥資統一,並發放施療券。此外,在岡山開設建安醫院的高再祝醫師,早期曾數次出席文協臺南本部的演講活動,後來民眾黨的促進地方自治講演會巡迴到岡山時,還先在院內舉辦歡迎宴會。難得的是醫院建築留存至今,在岡山街頭成為此段故事篇章的見證。

 

文明教育的搖籃

隨著日本的統治腳步,新式教育藉由各地設立的學校展開,逐步培養出具有現代意識的群眾,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成為中堅份子。由於女子教育納入學制,「新女性」的崛起也改變了傳統社會結構,農組三女傑的葉陶、張玉蘭、簡娥,就是極具代表性的人物。

葉陶幼時就讀打狗公學校(今旗津國小),在臺南師範學校教員養成所受訓後成為教師,先至打狗公學校服務一年,又轉往高雄第三公學校(今三民國小)任教,因此與簡吉成為同事,並受其影響而加入臺灣農民組合,跟著在島內各地進行宣講,後來還被選為婦女部長。1929年與楊逵新婚時因二一二事件入獄,後來淡出第一線運動,夫妻倆組織工農文庫刊行會,專心翻譯與寫作,還創辦《臺灣新文學》雜誌。

而就讀高雄高等女學校(今高雄女中)的張玉蘭與簡娥為同窗,兩人在校時期曾多次參與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的講演活動,張玉蘭卻因此遭到校方無理退學,後來簡娥也跟著離開學校,共同全力投入農民組合運動,雙雙化身「女鬪士」在各地農村演講、聲援,受到警方不公對待時也不退縮。

打狗公學校最初借用旗後臨水宮作為校舍(©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高雄高等女學校舊貌(©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集會結社的興盛

廟口是傳統城鄉市街人潮匯聚之所在,尤其是農村地帶,宣傳推廣效果較佳,故早期高雄農民運動多選在各庄大廟前開辦活動。鳳山農民組合的事務所位置距離鳳山大廟(今雙慈殿)頗近,不僅常在廟前活動,日本勞働農民黨幹部麻生久巡迴演講時也來過此這裡,後來還可見臺灣農民組合鳳山支部於廟內舉行支部大會,可說是高雄農民運動的重要據點之一。此外,臺灣民眾黨高雄支部、高雄土水工友會鳳山支部、臺北無產青年會也都有在鳳山大廟辦理講演會之紀錄。

 

現今所見的鳳山大廟前景象(攝影:陳坤毅)

1927年高雄機械工友會、臺灣民眾黨高雄支部與高雄婦女共勵會設立時,會址皆選在當時臺籍人士聚集的鹽埕町市街,除了在自身會館內舉辦演講,也曾多次邀請文化活動寫真隊(美臺團)來高雄放映電影。同時,鹽埕町座落的許多酒家,亦是新文化運動時期各團體喜愛的聚會場所,其中以高雄樓的紀錄最盛,不僅臺灣民眾黨常在此聚會,高雄機械工友會、高雄醫師會、高雄印刷工友會、高雄土水工友會的發會式 都是在高雄樓舉行。另外,在高雄港對岸旗後町也有一群爲打倒陋習、交流知識、促進福利的有志之士,1930年成立了旗後青年會,選在著名的福聚樓酒家舉行發會式。

位於鹽埕町的高雄工友會館(©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高雄機械工友會成員合影於高雄樓內(©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由於高雄有眾多來自澎湖的移民,也在新文化運動潮流的影響下,1927年成立澎湖廳民會,以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為了有固定集會交流的空間,1929年進一步興建會館於鹽埕町,遂成為高雄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場地之一,包含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農民組合、臺灣民眾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高雄借家人同盟 等,皆曾在此舉辦活動,1931年蔣渭水逝世時,亦於澎湖公會館舉行追悼式。戰後澎湖公會館整修後,改為金城戲院,可惜於1993年拆除,現址僅見一棟內部作為停車場的平庸鐵皮屋。

澎湖公會館曾是高雄重要的集會場所(©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言論表達的機構

號稱「臺灣人唯一的言論機構」的《臺灣民報》在1923年創刊,廣泛報導各種政治活動與社會情事,以筆為劍來爭取臺籍農民、勞動者與婦女權益,原本報社位在東京,為了將本部遷回臺灣,1930年增加日文版,並易名為《臺灣新民報》,而原本每週刊行的形式在1932年改為日刊。

臺灣新民報社高雄支局仍屹立於鹽埕街頭(攝影:陳坤毅)

 

1930年臺灣新民報社在鹽埕町設立高雄支局,1932年遷至入船町新址,王天賞、楊金虎、李炳森等新文化運動人士皆曾擔任要職。由於《臺灣新民報》常為臺籍人士發聲,當時不少受到壓迫的民眾都會來到高雄支局,向記者投訴,希望藉由報導來彰顯官方的問題。1944年臺灣總督府將所有報紙合併為《臺灣新報》,走入歷史的《臺灣新民報》尚有高雄支局舊址建築留存,遙想今日言論自由的可貴。

 

百年後回首,我們往哪走?

比起書本上的描述,透過行旅的步伐實際走過昔日場址,還能在有形的空間中完整認識事件脈絡。深刻影響島國的新文化運動,儘管在臺灣史上曇花一現,仍有許多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歷史線索,等著後人仔細挖掘。

淺野洋灰株式會社工廠所遺留下的石灰窯(攝影:陳坤毅)

 

場所精神的延續是造就偉大城市之關鍵,倘若這些記憶所累積出的人文底蘊遭到抹除,就只會是一座單調的水泥叢林,和其他新建立的現代城鎮一樣,並無太大區別。倖存歷史地景的維護,考驗著現代社會的智慧,而下一世紀「知」的權利,也掌握在這一代人的手中,藉由遺留的場址來追尋文化根基,非但可以清楚現今社會發展的區位,更能嘗試摸索我們的未來走向。

盤點先輩們努力走過的蹤跡,並非只單純感受今天的一切皆來之不易,還提醒著我們,要邁向往後更好的一百年,沒有放慢前進腳步的理由。

 

*本文出自《藝術認證》98期:尋件啟事,閱讀更多精彩內容,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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