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6月13日，隨著映所正式揭牌，旋即迎來第0場沙龍〈序曲：「映所」一座開放典藏詮釋權的實驗平台〉。這場沙龍由顏名宏館長擔任主持人，特別邀請三位與談人親臨現場，共同發想「映所」的可能性。

在沙龍對談最開始，顏名宏館長首先引言，揭示了「映所」空間改造的核心精神，強調過去作為圖書閱覽室的沉靜空間，如今透過典藏展示與整體動線的翻轉，轉化為思辨場域及對話沙龍。顏館長指出，映所的設計刻意打破了傳統美術館與觀眾之間的單向關係。空間中央設計了如劇場般的牆面與沙龍坐椅，旨在營造一種雙向、甚至三向的對話可能。

針對今年的主體軸線「色彩」，顏館長也提到，第一檔展覽《黑土Ebony Terra》將帶領大家回到最原始、最單純的「黑色」──精準地說，應該是「墨色」。配合此主題，映所不僅展示了庫房中的典藏，使作品互相比對，更規劃了三幕主題更換作品並搭配沙龍議題，並精選如諾貝爾文學獎作品《黑色之書》等探討文化與色彩的書籍供民眾翻閱。

接著，鍾永豐局長以一位文化工作者及美濃子弟的雙重身分，表達了對新空間的期許。他坦言，看見映所後方牆上展示的洪根深作品時，年少的回憶頓時湧上心頭。鍾局長幽默地回憶，當年高中的他徹底明白自己在繪畫上的天分近乎為零，在面臨留級與無法向菸田裡苦勞的父母交代之際，他只好厚著臉皮去向當時擔任美術老師的洪根深老師求情，請他給自己重新交一次作業的機會。洪根深老師那份溫厚、包容的藝術家形象，自此烙印在他的生命裡。

這份個人生命經驗，隨後被鍾局長拉升到更宏觀的高雄區域歷史與現代化進程的思考。他指出，高雄縣市於2010年12月正式合併，對縣區居民而言，行政疆界的取消帶來了深刻的對話期待，期盼那些長年未被好好梳理的集體記憶得以重整。他舉出一個震撼的親身經歷：1997年林園石化工業區成立那年，美濃的青壯勞動人口在短短一年內少了一萬多人，全數被高雄市的都市化、工業化與服務業蓬勃發展所吸納。那是他生命中第一次體驗到何謂「寂寞」：從週一到週五，家鄉空空蕩蕩，直到週六青年返鄉才恢復熱鬧。

鍾局長強調，對於他們這一代縣區孩子而言，念雄中、進市區是人生第一次面對現代文學與現代藝術的衝擊。如今，他由衷期盼「映所」能作為一個寬廣的平台，重新邀請藝術家與高屏沿線的居民，沿著林園、大寮、大樹、燕巢、旗山、美濃，一路延伸到那馬夏鄉的原住民族，甚至是海線的內門、路竹、湖內、彌陀、茄萣，一起坐下來對話。如今高美館有資源、有時間、有極好的環境，提供市民一種透過閱讀、展覽與對話提煉思維的方式，十分值得期待。

鄭乃銘先生則從自身長期的文化觀察與報導生涯出發，高美館的記憶也與他的職業生涯息息相關。他表示，自己是一個非常熱愛閱讀的人，閱讀能促使人們產生思想上的交換。是以，當他身處於一個展覽空間時，他所尋求與渴望看見的，從來都不僅僅是單一藝術作品本身的技術或視覺呈現，更重要的是在那個場域中，能否看見歷史的厚度與過去的軌跡，而「書籍」正是不可或缺的媒介。

鄭乃銘回憶道，過去在採訪顏館長時，對方曾對他提出一個至今使他印象深刻的觀點──「美術館其實是一個必須要懂得思想的地方，它是一個謬思的環境。」這句話在當時給他極大的觸動。一般人理所當然地認為，進美術館就是觀看視覺藝術；然而，觀眾卻極少有機會思考，身為一個觀者，自己應該在這些作品當中產生什麼思想，這些思想又能如何去跟藝術家產生對話。映所，顧名思義，「所」是一個所在的地方，「映」代表了回應對話。他認為「映所」的成立，正是在落實這份讓思想產生交換的美妙效應。這不僅是一個全新的空間，更是高美館重新被審視的起點。他呼籲大眾與市民，美術館已經提供了如此優質且具前瞻性的資源，應當多加利用這個能讓思想自由激盪的新場域。

另一方面，明立國教授從「新博物館學」與「社區營造」的學術與實務視角，深入剖析了映所的當代意義。他指出，新博物館學自1960年代發展至今，其核心反省便是在於如何將美術館、博物館或音樂廳等文化殿堂，轉化為大眾生活的一部分。這在知識界是一場重大的範式轉移──從早期的「作者論」、「作品論」，走向強調讀者主體性的「讀者論」與「文本論」，探討讀者能否擁有並提出自己的觀點。

明教授進一步探討在現今「全球在地化（globalization）」與資訊發達的社會中，博物館／美術館如何藉由典藏的古物或藝術品與當下的實際生活產生連結。他分享自己開設「藝術與社區」相關課程時，經常會向學生提出反問：當社區與土地辛苦把你們培養長大、學成之後，大家卻紛紛離開，那社區的土壤要怎麼越來越肥沃？如果藝術與專業人才的養分無法迴流、注入社區，後續又該如何培育更優秀的人才？明教授並直言，台灣在過去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過程中，哲學與美學的面向一直相對薄弱，而自己過去與鍾永豐局長在嘉義縣合作時，便是不斷在實踐如何將美學注入不同型態的農村或商街聚落。

明教授認為，映所具有「藝術介入空間」並放大生活場域的可能性。面對當下「學生理手機比理老師更多」的資訊化衝擊，單靠傳統的體制教育往往事倍功半。映所的開放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社交網絡（social network）與對話場合。他強調，這項實驗能否成功的決定性因素，並不在於館長這位「始作俑者」，也不在於在旁「搖旗吶喊」的學者，而是參與的市民。大眾的參與和集體共鳴，才是決定這個空間能否發揮美學引導作用的關鍵，應共同承擔起活化這個網絡的責任。

回應三位與談人的分享，顏館長特別援引歐美哲學與藝術史的脈絡，將映所比擬為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精神下的雅典學院。他指出，18世紀啟蒙運動以來，德文思想核心圍繞在「擁有（haben）」與「存在（Sein）」的辯證，進而發展到20世紀大戰前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探討的「此在（Dasein）」。然而，映所更想實踐的是60年代後的「共在（Mitsein）」概念。如同包浩斯大師保羅·克利（Paul Klee）面對學生對其素描線條的質疑時，曾說：「請跟著我的線條散步吧。」是以，藝術不只是藝術家怎麼想，更是透過觀眾與空間的「共構」來尋找答案。映所本身就是一種邀請。

最後，沙龍也特別邀請當日以聽眾身分參與的臺南藝術大學邱上嘉校長給予回應，邱上嘉校長以其大學治理的背景，為這場沙龍帶入深刻反思。邱校長指出，圖書館、美術館與博物館本就擁有幾乎相同的文化源頭，而在當代也都面臨著相近挑戰。他回憶當年在東海大學研習建築與校園規劃時，同儕最喜歡講的一句話就是「圖書館是大學的心臟」，因此設計上總是把圖書館放在校園的最中心。然而曾幾何時，在網路與高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學生待在有冷氣的宿舍就能查到所有資料，導致這顆「心臟」在實體層面上罕能如以往吸引使用者。邱校長認為，實體場域的轉變勢在必行。甚至，國外許多圖書館已打破過去不准飲食的禁令，轉而致力於培養讀者「喜歡讀書」的生活習慣。同理，美感教育要紮根、要與生活對話，核心就在於打破這些高牆。

邱校長更進一步提到，最近的數據顯示台灣有高達六成以上的學生選擇就讀科技、半導體類型科系，畢業後以進入高科技公司為目標。如果未來十到二十年，這種高度傾斜科技的現象沒有被其他元素填補，難免會產生了失衡。而彌補、平衡這一塊空缺的關鍵，正是文化與藝術。因此，他非常肯定顏館長建立「映所」的初衷，唯有讓大眾不再因為對藝術卻步，願意走進來，才能真正產生改變社會的共鳴。

座談的尾聲，顏名宏館長感性地總結，今日的第0場沙龍是一場「呼應與對映」的序曲。如同山谷之間若要激盪出悠長的回聲，前提必須是有人先大聲發出聲音：「真正讓回聲發生的，其實不是這個山谷空間，而是我們自己。除了館方固定舉辦活動的日期外，映所這個空間將完全自由地向所有人開放。期盼市民進來這裡，不只是為了看書，而是將自己浸潤在這個場域中思考。」

映所的揭牌不是一個計畫的終點，而是一個將藝術的詮釋權重新交還給市民、土地與時間的實驗平台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