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致中 近年，台灣文化圈積極透過海洋與島嶼等符號，勾勒自身的主體性想像。 2016年，國美館「臺灣美術雙年展」即借用法國當代作家米歇爾・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之著作《一座島嶼的可能性（La Possibilite d'une Ile）》的烏托邦書寫，嫁接到台灣歷史、社會與環境層面的現實與憧憬。時序推進，2020年初陡然席捲的全球疫情導致的鎖國困局，也意外促發國人重新透過國內旅遊回望中華民國境內的台灣與周邊離島——澎金馬和綠島蘭嶼的聯繫：與此同時，2021年《泛・南・島藝術祭》（Pan-Austro-Nesian Arts Festival）延續高美館長期關注南島當代藝術的脈絡，並順勢將縮寫的「泛（pan）」溢延至一個更廣袤的跨文化語境裡。 2022年下旬，全國性的設計盛事在港都新灣區接力興辦，台灣文博會主題「群島共振」與台灣設計展的主展場「設計中島」的命題重疊，除了直觀地回應高雄這座亟欲翻轉新生的南方港口城市意象，也能多少瞥見被海洋懷抱且屏護的『島』在近年反覆的立論演繹下，已漸成為台灣主體肯認的進程中一個親民、開放、擁抱多元社群與國際情勢下促成共識極大化的移情符碼。 近年，筆者也企圖在生命經驗裡建構屬於自身的工作方法與美學體系，其中涵蓋了諸多借喻了島嶼、海洋、港口與船舶的命題。從切身與偶然的冥冥註定、直至今日蔚為顯學的主流趨勢，那曾懷揣著私密情感的島嶼生長成一個既熟稔懷念又陌生突兀的概念。 因此，以島嶼之名、謹在此留下三段個人實踐的工作備忘錄，留存給未來的自己，也留存給持續在眾聲喧嘩的盛世裡自我唱名的每一位島民。
圖1 攝於澎湖縣白沙鄉講美村，筆者於港子村調查母系家族淵源時，意外於米克斯動物醫院邂逅吳醫師（圖中人物）與 鄰居陳大哥，進而交會了越南難民營與渡海先民的相關口述歷史。
備忘錄之一
2015年，筆者在碩士畢業前夕，透過生態工作者友人引薦而首次參與於澎湖望安島的「來八罩藝術換宿計畫」，以藝術家的身份踏出台北的都會校園，住進甫遭逢蘇迪勒颱風肆虐而滿目瘡痍的花宅古厝。住處淹水後導致創作工具受潮、工作電腦也因此死機數日。在未安裝網路、環境地勢導致甚至沒有3G訊號的老宅中，自我本能的返，我卸下了從學院帶來的繪畫材料技術及文物修復保存知識，在台灣留存最早的渡海漢人聚落裡，重新開始學習在顛沛中安頓生息的方法。也許是這席震撼教育深植心底，促使筆者與若干澎湖在地文史與創意工作者成為好友，也循著他們指引、逐年以洄游的方式重返菊島、間歇巡禮群島上的主要聚落，也因緣際會下深鑿了諸多滯留離島的台灣記憶，或沈積、或殘餘、又或支離。 在筆者於望安島前後五年時光凝縮而成的計畫型作品《作鴛鴦 Fabricating Mandarin Duck》中，1944年，大日本帝國特攻第廿四震洋隊隊員波佐義明隨著太平洋戰爭末期的拮据情勢而落腳澎湖望安，卻在為國壯烈成仁之前迎來敗降的屈辱，在虛無與彷徨的二十歲青春中輾轉返回日本九州。半世紀後的1989年，年邁的波佐出版其回憶錄《冬之殘紅》與小說《火海峽》，亦為此重遊故島、再次凝視那些破敗多年的南國坑道，恍如曾將整個世代的天皇子民吞噬的國族深淵。最終，在相關紀錄片拍攝的促成下，昔日特攻隊員將他個人留存的回憶錄贈與「花宅文化保存協會」，有如島嶼上隨處可見、覆蓋著墓塚的一片細碎珊瑚。 有些故事則逸散在海風中。在筆者如同許多回澎湖溯源的台灣人，追尋母系家族渡海及近代高雄的澎湖移民潮軌跡時，偶然在田野中發現講美村越南難民營遺址的口述歷史、以及另一段軼事——曾有陳姓遊客帶著不同於「穎川」的堂號回到菊島尋根而不可得，日後消息傳回當地，遊客一路追索來到中國福建地方，終於問得該地名。實際走訪，才發現曾經存在的聚落早已消逝多年，尋覓香火的長路終點僅是一片淒涼。 今日漫生在群島的天人菊，因能耐旱耐寒的優勢而落土繁茂，甚至因為對其韌性的移情而被選為澎湖縣花，往往讓人忽略天人菊其實是來自美洲大陸的強勢外來種。而自1992年造林工程至今，復育計劃下人工栽植的南洋杉已成為澎湖綠帶景觀最主要的植被，也重塑了四百年餘來早期漢人渡海而至時、平坦的玄武岩堆壘上被海風終年蝕刻的荒蕪，並斧鑿一絲關於生機、宜居、以及曾經犯險航向未知、篳路藍縷的羅漢腳心中對於「新世界」的想望。 於是，海風就這麼送走我們，也同時迎來我們。
圖2 攝於高雄市小港區南星路「高雄港第六貨櫃中心」，昔日紅毛港居民、今居住於大林蒲的月亮哥（圖中人物）解釋 筆者當時所在地在遷村前曾為紅毛港蝦子街。
備忘錄之二
台灣本島聚落發展的高度集約、西岸日漸綿密的路網以及「本島－離島」環境與產業發展下的不對等關係、以及地緣歷史下政策法規尚待鬆綁的「海洋戒嚴」，具體而微地反映在台灣「本島」和離島的陌生，以及與水岸的疏遠。並置在這座島嶼陡峭促狹的景觀上，那疏遠過程的不言而喻也是地質性的，水岸沖積的進程從台南安平的赤崁夕照到宜蘭頭城的和平街老榕，港埠從不是一個長治久安的所在，而是一種海市蜃樓的隱喻。 於是，當開放的水域在海濱聚落深入陸域的過程中成為被建制的資源與渠道，以廿世紀港口現代化變遷的高雄沿岸為例，曾隱沒在管制區高牆後的模糊濱線，與國民政府戒嚴下的港口軍領色彩彷彿成為自證預言——對水岸與島嶼邊界的認知模糊，也間接折射了國家疆界或文化主體性的曖昧。 島嶼南方的港都於是成為一種幻象，她自回歸線以南、向北投射出一齣深陷在族裔、殖民與威權泥淖中的邊陲之地走向繁華盛世的神話，但榮耀太熾烈，分歧、失落與代價也隱藏在輝光未及的靄靄蜃氣間，直到無色無味的怒氣外洩，等待一閃唐突的星火將它引燃。2018年，在為期三個月的駁二藝術進駐計劃後，筆者決定回到這座持續劇烈擾動的移民與重工業港都之中，同時迎接著如同美國五大湖區鐵鏽帶（rust belt）的反動，進而導向政治版圖位移與民粹主義極端分化社會的現實。 前後橫跨約三年時間的藝術計畫《海市 PORT OF FATA MORGANA》，環繞在記憶、認同與對話之上，以及維繫著一座港口城市離散聚合的希望。以筆者於碼頭倉庫群開啟高雄港發展史研究計畫作為開端，文史與藝術成為觸媒與介質，在藝術角色的牽引與歷史記憶被重構與敘述的動態過程中，如同漂流浮木般、無根而善忘的移民社會得以重新自我述說、定錨。從高雄港務局、紅毛港保安堂到一個尋常不過的折衷家庭，同時與凋零的時間競逐、卻也同時靜候著時光的稀釋與醞釀；那些重啟塵封的對話總是忐忑與深刻，不論在遶境的行伍裡、在廟堂或老舊辦公室的茶席清煙與二手捲菸間、亦或是在每一段家中的日常對話中。在昔日紅毛港自救會「炸船封港」計畫的主策者面前，筆者提及自己其實是當年表徵國家機器的高雄港務局員工之後時，一整個失語或選擇沈默的世代重新在字句間回首、追憶與卸下自身來不及成為的模樣。 島國南方曾經有一座世界大港的繁華城市，那風華絕代的高雄其實並不存在，但卻是完美的、只存在於每位市民的心中，由他們心中懷揣著對這座不完美落腳之地的種種願景夢想拼接而成。曾經，被這片潟湖與大海祝福的人們相信完美的港都存在於未來，直到最後、他們發現完美兩字只存在於過去。然而，也只有在幻象如海霧散去之時，那些萍水相逢的人終於看清腳踏之地，鼓起勇氣稱之為家。
圖3 攝於馬祖連江縣北竿鄉坂里村坂里沙灘，時為中華民國漢光37號演習，因COVID-19疫情延後至九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