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南方未來工程藝術家手記II】哈梅爾的航海日誌——危機與契機間的翻轉與韓國藝文策略之觀察

2022/12/26 點閱數：492

文｜張致中

1653年7月，亨德利克・哈梅爾（Hendrick Hamel，1630-1692）以簿記員的身份於荷屬東印度群島的巴達維亞（Batavia），即今日印尼雅加達生活兩年後，搭乘聯合東印度公司的船隻「雀鷹號（De Sperwer）」展開前往日本長崎出島（Deshima）的航程。途經當時同樣在尼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De Republiek der Zeven Verenigde Nederlanden，亦稱荷蘭共和國）管轄下的荷屬福爾摩沙大員（Taiwan，即今日台南）後，不幸於東海海域遭遇風暴而沉沒，哈梅爾與三十五名船員在海難中倖存、並登上了當時在荷蘭海圖上被稱作「Quelpaert」的韓國濟州島。

然而，哈梅爾等人卻淪為人囚，並被濟州州吏遣送至當時仍處於鎖國時期的朝鮮王國（Joseon Kingdom）首都漢陽（Hanyang，今首爾）。因緣際會下，這群荷蘭人被軟禁且安置於朝鮮境內長達十餘年，直到1660年代朝鮮王國陷入旱災與饑荒，哈梅爾與數名船員藉機密謀乘船出逃，在9月13日抵達日本長崎出島的荷蘭貿易站與同胞相聚。又幾經波折，哈梅爾等人終於在1668年回到荷蘭故土，與此同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出版其日誌《哈梅爾的日誌及其1653至1666年間於朝鮮王國之觀察（Hamel’s Journal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Kingdom of Korea, 1653-1666）》，並立即成為風靡歐洲的暢銷書。

哈梅爾鉅細彌遺的文字記錄，首度將當時韓半島上仍處於封閉狀態的朝鮮王朝政權與風土以親身經歷帶入歐洲世界觀，使他被稱為「荷蘭的馬可・波羅（Dutch Marco Polo）」。

哈梅爾的遭遇與書寫，除了作為大航海時代殖民景觀下一段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傳奇軼事，也得以從地緣政治與當代災難研究的角度，延展出另一層次的討論空間。

（左圖）圖1　亨德利克・哈梅爾與雀鷹號航程圖。圖片來源：https://kingdombythesea.nl/site/en/blogs/dutch-marco-polo-discovered-korea/；（右圖）圖2　亨德利克・哈梅爾日誌《哈梅爾的日誌及其1653至1666年間於朝鮮王國之觀察（Hamel’s Journal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Kingdom of Korea, 1653-1666）》英文版封面。圖片來源：https://www.amazon.com/Hamels-Journal-Description-Kingdom-1653-1666/dp/8972250864

自古以來，在西太平洋與歐亞大陸交界處、涵蓋在季風亞洲下的沿海與大陸棚外延區域，洋流系統如黑潮、親潮與季風、信風等常態性的氣候環境，除了為周遭國家奠基了以船舶航線串連、進而發展成貿易的海事網絡及朝貢政治體系外，海陸熱力循環下產生的劇烈水氣變動與季風槽中生成的熱帶氣旋，也同時為早已險惡的水域創造更多航行上的未知風險。

俗稱「黑水溝」的台灣海峽與環東亞水域，自古以來已埋葬無數世界各地來往的船艦，而歷史上亦能見聞到許多所謂海難與『漂流民』幸運且意外於異地上岸的見聞紀錄。海難的頻仍，為東亞創造了另一種跨國網絡與地緣政治景觀；而哈梅爾的海上落難記，在當代也為韓國與荷蘭的跨領域文史研究與當代藝術創造出絕佳的施力點。

哈梅爾的事蹟，在今日的韓國被相對完整地保存、記錄與流傳，除了位於全羅南道麗水市、1666年哈梅爾逃離的登船處設立「哈梅爾博物館（Hamel Museum）」，在1653年船難發生後、哈梅爾等人登岸的濟州自治道西歸浦市近郊，於2003年同樣重建了當年雀鷹號的等比例複製船體，並作為一席連結濟州文史的展示空間「哈梅爾船體展示中心（Hamel Ship Exhibition Center）」、整合於濟州島知名自然景觀「山房山」近郊的觀光景點之內。

於此同時，哈梅爾在荷蘭國內卻相對鮮為人知，位於其故鄉霍爾克姆（Gorinchem）的出生地重建而成、2008年開幕的「亨德利克・哈梅爾博物館（Hendrick Hamel Museum）」，則是自1990年代起，由首爾大學學者與荷蘭萊頓大學韓國研究學院雙邊積極穿針引線，從而將這位在異地享負盛名的陌生同鄉事蹟迎回故里。在韓國有如文化返銷的推波助瀾下，以這位橋接東西世界的海上馬可・波羅之名，兩國環繞著相關學術研究與交流活動也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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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筆者因近期創作計畫逐步深入哈梅爾的相關事例與文獻研究，亦察覺到哈梅爾恰好可以作為關鍵字，與個人這幾年數度於韓國展演發表的經驗與觀察互為參照，從中體現韓國當代藝文環境在跨領域學科和國際連結上的策略深廣度及可觀之處。

圖3
筆者參與之全北大學自然史博物館內聯展〈科技的可見記憶（Visible Memories of Technology）〉。

一、

筆者於2019年以藝術家與獨立學者的身份受邀參與「東亞科學、科技與醫學史國際學會（ISHEASTM）」舉辦、由韓國全州全北國立大學（CBNU）輪值主辦的「東亞科學史國際研討會（ICHSEA）」，並以〈當代藝術作為科學與科技文化的實驗場域：攝影記錄作為知識建構途徑之可能（Contemporary Arts as a Field of Experimentation in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Culture: The Possibility of Photographic Documentation as a Path toward Knowledge Construction）〉為講題，由韓國、日本、台灣藝術家與韓國學者分別提報各自之研究命題與創作實踐，並於全北大學自然史博物館策劃聯展〈科技的可見記憶（Visible Memories of Technology）〉，內容聚焦於日本福島核災、台灣高雄港變遷與韓國電力基礎設施對自然景觀之介入等，以及於事件性或社會情境中的影像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這是場「科學、科技與醫學』研討會、也是該學會首次進行藝術介入科學研討會的規劃，因此與會者皆為世界各國之科學、社會學與醫學領域學者。主辦單位的安排創造了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情境，諸多前來台下聆聽這次發表與展演的觀眾其實是首次真正接觸到當代藝術創作、又或是驚歎於兩方看似疏遠的領域如何在此產生交集與對話。筆者發表的內容涵蓋影像裝置作品《高雄之光》、《父親的船》以及部分高雄港史研究之檔案文獻，發表後，筆者也順勢與台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雷祥麟所長與台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張國暉研究員進行了議題交流。

（左圖）圖4　Hamel Residency 2021計畫成果聯展《Hamel》主視覺；（右圖）圖5 災難學校#1（Disater Haggyo #1）活動主視覺。

二、

2021年，旅居荷蘭且曾進駐荷蘭皇家藝術學院（Rijksakademie van Beeldende Kunsten）的韓國藝術家、策展人Donghwan Kam透過引介，邀請筆者加入其團隊在全球疫情下萌生靈感、進而策動的跨國藝術駐村交流計畫「Hamel Residency 」。
本計劃由荷蘭Stimuleringfonds、韓國ARKO Foundation資助、以及荷韓跨國的Stichting Hendrick Hamel Foundation為顧問機構，概念以十七世紀哈梅爾的航線與著作為骨幹、並以「接力駐村（relay residency）」的模式串連哈梅爾東遊途經的荷蘭、印尼、台灣與韓國等國藝術家。由荷蘭開始、每位藝術家於所在國進行為期一個月時間的就地駐點計畫，並在駐村期程結束時透過雲端資料庫將期間內的創作過程或素材，以數位形式「接棒」給下一位藝術家、提供作為其創作發想的參照基礎。最終，所有參與藝術家的作品統一用航空包裹的形式寄至韓國，並於首爾的藝術展演機構Post Territory Ujeongguk進行最終群展。展出內容包含計畫執行的策展記錄、藝術家接力的檔案與後續的創作產出。
筆者當時計畫以哈梅爾著作中的文字描述，以及復原其航行軌跡的東亞地圖為靈感，在其未具體提及到福爾摩沙大員至船難前夕的模糊航段，嵌入了一段架空的經歷——『如果哈梅爾曾經到訪過馬祖群島』，並透過時空交錯的田野紀錄與文本擬仿，探討馬祖存在於國共內戰和全球冷戰格局下的象徵意義、以及遙指其與近現代韓半島朝鮮內戰間的連鎖關係及隱喻。只可惜彼時仍因為疫情嚴峻，沒能實際真正與策展團隊、各國接力藝術家們產生更實質的交流和互動，以及親炙展覽的現場與佈展工作——但或許，這種侷限也正如哈梅爾以人質之姿被軟禁在封閉的朝鮮王國長達十三年歲月的寫照、乃是「Hamel Residency」的宗旨所在。
「Hamel Residency」駐村計畫將於2023年進行第二次「啟航」，在各國邊境也早已陸續解封的後疫情時代下，這個以「地緣政治」、「遷徙」、「鎖國」與「災難」等關鍵字古今對照、應運而生的國際駐村交流計畫將如何開展，也著實令人期待。

三、

2022年，筆者受到荷蘭藝術機構Framer Framed邀請，參與由韓國科學技術院（KAIST）人類世研究中心（Center for Anthropocene Studies）及科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所（Graduate 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主持、Framer Framed及韓荷跨域藝術交流計畫「漂流學程（Drifting Curriculum）」協辦的「災難學校（Disaster Haggyo）」。

本計劃啟發自德國柏林世界文化之家（HKW）策劃的一系列「人類世學程（Anthropocene Curriculum）」之工作方法，而韓國科學技術院素有「韓國MIT（麻省理工學院）」之稱，以其卓越的科學與科技人才培育聞名，「災難學校」則結合KAIST既有的國際學術研究資源（紐約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大阪大學、延世大學⋯⋯等），且橫向整合韓國與荷蘭的藝文機構與雙邊交流的策展項目，將「災難」作為一個廣義的命題，串連韓國及東－南亞週邊國家（日、台、印度等地）的交流、合作與研究方法的創新探索，並在韓國大田、安山與濟州等地，結合研究者、在地社群、NGO、策展人與藝術家項目等參訪與田野工作的交互事件構成。同時，扣緊在災難本質和脈絡的詮釋，課程將世越號事件（Sewol Ferry Accident）、四三事件（4.3 Uprising）、濟州島美軍基地抗爭、海洋生態與環境行動主義與能源議題等非常廣泛的災難「現場」串接並進行參訪、對話，以期觸發參與的學者、KAIST研究生、課程學員、藝術群體與參訪對象等在活動期間的各種思考碰撞。

筆者在此計劃中除了展呈包含影像作品《作鴛鴦》與《海府大元帥》回應濟州島的日本震洋隊歷史與國家暴力（state violence）等研究命題外，也主持一場藝術家項目《The Catastrophic Coastline Shaped by Others》，實際帶領成員以「哈梅爾船體展示中心」為起始點，從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難事件意外將朝鮮王國帶入西方視野的歷史轉折中，提出災難作為事件的複合性。更進一步以台灣人的外部視角、將討論的重心延伸至韓半島以外的區域、並從事件主體解構出「地圖」、「偷渡」、「野化（rewilding）」與「船難」等關鍵字，讓學員重新嵌入全球地緣政治下的脈絡並討論其當代意義。

課程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即將屆滿十週年的世越號船難事件——2014年4月，曾震驚國內外、並進而促使時任總統朴槿惠下台的海難悲劇，也觸發近年韓國政治體系、社會結構的批判與轉型。在相關的藝文計畫介入、社會運動與支持系統產生、事件研究與出版、國內外紀錄片陸續問世之餘，筆者也透過這次參訪得知，罹難學生教室如何透過準文史空間保存的策略、異地重構出紀念展示館。而至今仍然未解的船難肇因，也在KAIST科學科技政策研究所助理教授Chihyung Jeon的長期耕耘下，正與知名的荷蘭海事工程研究機構MARIN合作，透過巨型水槽與船體模型來模擬與分析沉船的科學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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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梅爾的事蹟，可視為一個層次豐富的複合符碼。那富有傳奇色彩的跌宕腳本，透過其書寫的渲染和流傳，創造出引人入勝的文學性、張力與翻轉，不僅是讀者的況味、也可視為本質性、甚至實務的思辯取徑——災難如何被紀念？悲劇如何被昇華？危機如何成為契機？我們彷彿都能夠在荷蘭馬可・波羅的遠東之旅裡找到某些更帶有現世感的「道標」[1]。

[1] 道標，韓文도표、日文平假名どうひょう，同義詞彙兼時存在於韓日二國的漢字書寫中，也映照了亨德利克・哈梅爾意外流轉於東亞的際遇。

圖6 位於韓國濟州島西歸浦市近郊的哈梅爾船體展示中心（Hamel Ship Exhibition Center）。圖片來源：https://www.travel4history.nl/zuid-korea/jeju/hamel-ship-expedition-center-hiddink

筆者的上述範例甚至可以進一步解讀為某種韓國「東學西漸」的藝文策略；更具體而微，以筆者近期剛開始進駐在荷蘭馬斯垂克的學院後進駐機構：楊・凡艾克學院（Jan van Eyck Academie）以及位於阿姆斯特丹的皇家藝術學院為例——近年、當這兩間有國際代表性的荷蘭藝術機構從高度競爭的遴選名單中選出韓國藝術家參與其進駐計劃時，韓國的ARKO基金會（ARKO Foundation）將會代替這兩間機構全額資助該名藝術家的進駐費用，以作為其機構合作的基礎。

此類機構間的平行合作策略，也在筆者2022年上旬受邀於丹麥歐胡斯（Aarhus）與埃伯爾措夫特（Ebeltoft）的機構Maltfabrikken進駐時，理解到共同主辦單位的歐胡斯藝術中心（Kunsthal Aarhus）與韓國首爾的善宰藝術中心（Art Sonje Center）之間從機構資源、策展人、藝術家與跨年度共同計畫的密切互助也早已行之有年。

而當我們警醒地想找尋比鄰的台灣在這些風起雲湧中的篇幅時，也會發現就如同哈梅爾本人充滿未知與轉折的航程境遇，其著作中的留白或許已經揭示了某種困境或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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