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抹除的向日葵──林天瑞繪畫研究

2022/12/31 點閱數：437

文｜正修科技大學兼任講師施懿玲

一、林天瑞與其作品

林天瑞（1927-2003）是一位熱愛台灣鄉土、在高雄熱心推展藝術文化的台灣第二代藝術家，其作品於台灣省展、台陽美展多年獲獎與獲邀參展。他擔任過高雄市立美術館籌備處諮詢委員、典藏委員與與高雄市展評審委員，參與創立高雄市美術協會並擔任過理事長，於1997年捐贈317件水彩與速寫作品給高雄市立美術館傳為高雄美術界佳話。

林天瑞年輕時在台北工作中常常與前輩畫家聚會、看展與品論畫作，並曾經向台灣第一代藝術家顏水龍、李石樵等前輩大師習畫，其非留日、非旅歐、非學院出身的背景，日後以充滿台灣本土味的作品構圖、用色與肌理表現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繪畫風格。若由色彩表現來分析，王素峰（2003）於《林天瑞紀念展》專書中分析林天瑞的作品可分為暗褐色、赭紅色與黃土色、綠色、藍色、黃橙藍黑、藍紫黃菊紅等色彩表現階段時期，而林天瑞曾自己表達「我早年接受日本繪畫的影響，尚能領略中間色調的美感，進而發揮其微妙的變化……十幾年來得以遊歷美、歐，參觀美術館，才能直接接近西畫的源頭，不再需要透過日本人的闡釋。」（蕭瓊瑞，2012），這也解釋了林天瑞運用色彩的演變過程；若由作品風格來分析，蕭瓊瑞（2011）於《台灣美術全集第28卷‧林天瑞》專書中將林天瑞先生的作品分為前後兩期，前期風格為對古典與現代的追求、後期則轉變為平實的自然寫實風格，藉以說明他的創作手法轉折關鍵與藝術潮流、社會環境及生活演變的密切關係。以上分析，在閱讀蕭瓊瑞（2012）《陽光、海洋、林天瑞》美術家傳記與欣賞林天瑞歷年的畫作後，也再次印證了他的純真自然、畫如其人的描述。

關於發生於1962年「被抹除的向日葵事件」，對林天瑞先生作品風格或色彩表現產生何種影響，因為該幅畫作未留下照片可供考證，故以同年代1962年的作品〈蟹〉與作品〈菊花〉作類比分析，這兩幅畫作中用黃土色、赭紅色、綠色、白色與黑色的油彩，用畫刀堆疊出厚重的肌理並揮灑出明亮的色光，將具象的寫生轉化成為具有現代抽象與接近野獸派的風格，這樣的色彩表現與風格可以代表當時三十六歲的林天瑞對於藝術創作的嘗試與追求。

林天瑞 | 蟹 | 油彩、畫布 | 41×33cm | 1962 |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林天瑞 | 菊花 | 油彩、夾板 | 60×54.5cm | 1962 | 家屬典藏

二、1962年被抹除的向日葵事件

林天瑞相關畫冊與傳記的紀錄中，曾提到1962年林天瑞於高雄市大仁路第一銀行二樓禮堂舉辦第一次個展期間，曾發生有兩位手拿報紙、戴墨鏡的陌生人當場要求撤下一幅被認為具有政治寓意與暗示描寫向日葵的畫作，林天瑞便將〈向日葵〉作品帶回家並抹除。而在畫展結束一個多月之後，竟然因為畫友施明正（施明德兄長，因為牽連「亞細亞同盟案」被捕）在獄中被逼迫假造口供，謊稱林天瑞為其同謀，[1]造成1962年5月林天瑞收到公文，被要求去台南軍事法庭報到的一連串事件。這個發生在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事件，當時曾經對林天瑞造成嚴重的打擊。
筆者訪談林天瑞夫人侯惠瑛女士、三子林柏山先生與義子沈應堅先生，[2]林夫人回憶，當年除了一幅畫作〈向日葵〉，還有過去文獻未記載的另一幅畫作〈旗津燈塔〉因為畫了紅點（林夫人描述燈火的用詞），也被要求撤下，後被林天瑞抹除，同樣遺憾地未留下任何照片。

對於被牽連「亞細亞同盟案」，沈應堅認為：「戒嚴時期的氛圍是很敏感的，當時的學生如果參加讀書會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因為怕你搞學運呀! 更何況是思想自由開放的藝術家們的聚會。」

筆者訪談畫家林加言先生（林天瑞當年的工作夥伴與學生），林加言提到，當時施明正、林天瑞與他常常工作後通宵聊天，單純就是討論藝術。而林天瑞遭遇1962年的事件後，連看到郵差都會害怕的心裡陰影，經過一年多後才逐漸消退。經過1980年旅歐、1982年赴美自由地旅遊寫生，應該對林天瑞日後的繪畫有正面的影響。

筆者認為林天瑞此事件發生在戒嚴時期，施明正的「亞細亞同盟案」是起因，何患無辭的〈向日葵〉畫作是欲加之罪的藉口。正如同1970年顏水龍教授在台中太陽堂餅店一幅「向日葵」馬賽克壁畫被三夾板覆蓋封存二十年後才重見天日，也是在白色恐怖肅殺的社會氛圍下才會發生的事件。

又例如1971年臺視電視劇《向日葵》，由包娜娜演唱的《向日葵》主題曲也被當時的審查制度查禁，只好改歌名為《金黃色的花蕊》送審，其歌詞部分內容如下：

你是一朵向日葵片片金黃色的花蕊
吐露著芬芳呀為了誰你又為誰不折不回
笑靨是那樣美呀笑靨是那樣美
從來不流心酸淚但願呀我和你長相隨
一生一世和你相依偎

以上畫作與歌曲的荒謬案例，追溯其原因，是在戒嚴時期恐共的氛圍下發生。歌曲被禁，源自一首曲調來自於陝北民歌，但填詞後成為具有特殊政治寓意去歌頌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的革命頌歌《東方紅》（圖4），成為當時毛澤東崇拜的一個標誌，其歌詞部分內容如下：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
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哪裡有了共產黨，哪裡人民得解放。

以上歌詞將毛澤東比喻為「東方的紅太陽」，所以「向日葵」自然就是向著他了、「燈塔」也是照到哪裡哪裡亮。因此「向日葵」與「燈塔」正好讓1962年這些情治人員對林天瑞的作品有了捕風捉影的藉口，這是戒嚴時期當政者無所不用其極地想控制人民，即便是單純的一幅畫都可以入人於罪的例子，而這樣的事件層出不窮，這真是在戒嚴時期台灣人民的無奈與悲哀。

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石版畫海報| 1968 |俄勒岡大學喬丹施尼策藝術博物館典藏

林天瑞夫人表示被抹除的〈向日葵〉與〈旗津燈塔〉畫作，當時未留下任何相關照片資料，但是因為是親身經歷，即使畫作被抹除了，事實是無法抹滅的，所以應該被記錄下來，讓後代子孫知道曾經發生過這一件事情。另外她也分享了在1949年戒嚴到1987年解嚴期間，相關文獻所記錄過林天瑞所遇到的事件，例如在1970年林天瑞創設美侖家具裝潢公司期間，曾經發生在高雄（舊）崛江商場，因為拿著友人贈與的洋菸（被認為是私菸），被警察抓走後再被友人保回的事件。又例如在1979年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數日，林天瑞應學生許參陸之邀，與高雄美術協會友人（當時林天瑞擔任會長）、日本留學返台的舅舅、教會牧師娘等人到澎湖七美遊覽寫生，在海邊因為對著有漁船、有紅衣女孩的美景照相時，被海防安檢人員盤查警告不可以畫畫照相，並將相機底片抽出，同時完成的素描作品亦被撕毀，當晚還得由七美鄉鄉長（許參陸的親戚）作保才能留宿澎湖七美。林夫人認為，甚至他們在1982年自美國自由地旅遊寫生回台後，林天瑞在台灣的海岸線作畫，仍然是他們要非常小心處理的事情，這之間心情上有非常大的落差。又例如他們在墾丁海岸石隙間作畫，遠遠看到警察就得要叫林天瑞趕緊將畫作收起來離開，以免又會發生被盤查的事情。

沈應堅認為，以他在戒嚴時期拍攝電視節目的經驗，當時去海邊必須先行文到警備總部，再到當地管轄的海防部隊報備，才能進行電視節目拍攝。因此，即使對林天瑞而言，龍坑、風吹砂、大小尖山、墾丁海岸沿線是寫生作畫的好地方，但是對當時警察與海防安檢人員而言，當地除了海岸線外還有雷達站、核三廠等受到管制的地方，所以他們會很注意像林天瑞這樣在海邊畫畫的舉動，而這些海岸的限制與管制措施，在1989年解嚴後，經過人民的不斷抗爭才慢慢解除。

筆者認為，1962年事件對林天瑞的影響，不只身體受到壓力，經過多月休養後才恢復，精神上的壓力更是多年來一直存在。而對於他所熱愛的繪畫，主要的影響是他避諱再以向日葵為題材創作。直到1989年解嚴後，才見到他再畫向日葵。但是他的繪畫風格並未在1962年斷代演變，仍舊做一個他常自嘲「畫花，花花也、畫海，海海也」豁達人生的畫家，也在日後漸漸走入後期平實的自然寫實風格......

林天瑞 | 向日葵 | 油彩、畫布 | 38×45.5cm | | 1995 | 楊平世典藏

林天瑞 | 向日葵 | 油彩、畫布 | 38×45.5cm | 1998 | 沈應堅典藏

戒/解嚴過程與藝術脈絡的發展

倪再沁（1995）認為，在戰後初期混亂的時局，台灣美術家循著日本先輩的眼光看台灣，作品局限於描寫南國的風景、靜物與人民的官展風格，而少數勇於碰觸現實的美術家，卻成為台灣美術史中的受難者。筆者梳理文獻記載在戒嚴與解嚴過程的相關資料，搭配本文探討的事件，繪製相關歷史時間軸表，並摘要簡述如下：

1947年陳澄波在二二八事件後遭軍方槍決於嘉義火車站前。
1947年林玉山為避禍，將日本時代所畫的〈獻馬圖〉（圖8）內的日本國旗改成中華民國國旗。[3]
1960年秦松抽象繪畫〈春燈〉被誣告暗藏倒寫「蔣」字汙辱元首，作品被迫當場取下查扣並遭情治單位調查。[4]
1964年李石樵秘密創作〈大將軍〉表現獨裁者的殘酷，因為酷似蔣介石所以直到解嚴後才敢公開於世。[5]
1965年顏水龍在台中太陽堂餅的「向日葵」馬賽克壁畫被覆蓋封存直到1989年才解封。[6]
1985年李再鈐雕塑作品〈低限的無限〉，因為由某個角度看似紅色星星被認為影射共產黨，而北美館擅自將作品改成銀白色，此事件引起了輿論撻伐。[7]

倪再沁（1995）亦指出，雖然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末期，西洋現代思潮抽象畫的風潮隨著美援來到台灣，但是日治以來的台灣美術創作者仍舊在默默耕耘中延續自己的理念；甚至，1970年代歷經過釣魚台事件、退出聯合國事件，或是台灣經濟逐漸好轉後發生的文學鄉土運動，也都未影響到美術界，反而是直到1987年解嚴後，在「反動」的潮流下台灣本土美術才風起雲湧起來。

結論

筆者認為，屬於台灣第二代美術家的林天瑞在這樣的時代轉化中，其藝術創作追求的是一本初衷對於純粹「美」的探索，而非對於各種運動的隨波逐流。如同好友金潤作推崇他「志在美術」所取的「志美林」的小名，一直堅定其意志於繪畫創作中。即使1962年發生過向日葵事件後，身心深受影響，他仍舊持續投身繪畫。自1980年代起的「台灣美術館時代」便頻繁地受邀參加美展、舉辦個展、擔任比賽評審委員，其作品也陸續獲得台灣省立美術館與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1] 參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網站https://twtjcdb.tjc.gov.tw/Search/Detail/19752
[2] 沈應堅先生為《民生報》記者與《兒童天地》電視節目策畫人。
[3] 林佳禾，〈既遠且真林玉山〈獻馬圖〉》，高美館《百夜藝術默讀》網站， https://www.kmfa.gov.tw/ArtActivityInfo/ArtActivityInfoArticlesDetail.aspx?Cond=9ded3167-e48f-455e-b1cf-3505434422d8（2022/08/26瀏覽）。
[4]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春燈〉， https://www.tfam.museum/Collection/CollectionDetail.aspx?ddlLang=zh-tw&CID=4074（上網日期：2022年8月26日）。
[5] 李石樵，〈大將軍〉，《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04/77/95.html（上網日期：2022年8月26日）。
[6] 沈征郎，〈「向日葵」二十年後見「太陽」〉，《聯合報》，1989年8月19日，第3版。
[7] 劉永仁，《低限・無限・李再鈐》（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20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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