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蕩黑—80年代高雄之不標準色

2022/12/03 點閱數：130

文｜劉邦隱

80年代臺灣與高雄都會的簡要側寫

回顧80年代臺灣，威權體制逐漸鬆動，民主抗爭及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解嚴後黨禁報禁消除、開放大陸探親。同時，新電影浪潮席捲，〈悲情城市〉述說仍屬政治禁忌的228事件，讓台灣電影首獲金獅獎。89年股市突破萬點，在那個經濟狂飆引領民生的年代，以消費娛樂訊息為主的《民生報》暢銷熱賣。整體觀之當時臺灣社會充滿變化、華麗、與刺激。

80年代前高雄即為黨外運動重要基地，1979年爆發美麗島事件，使高雄成為打開台灣民主化序幕的衝撞之所。民主化運動伴隨經濟成長發展，高雄都會人口快速增加，住宅往往緊臨各種工業廠房，人們與性命財產的威脅共伴而活。自日本時代起即作為石化生產基地的高雄，80年代拆船業興盛一度成為世界第一。然而後來發生一連串重大災害事件，讓各界真正認識到高雄都會長期與工業並存的真實面貌。儘管蓬勃、繁華、熱鬧，在人們安居樂業的想望之下，高雄實際上是一個會令人內心底層潛藏不安的一座城市。

而這種內心底層的不安，在當時更有另一重是來自於「不知威權何時將會結束」的民心狀態。儘管體制漸有鬆動，但政治迫害事件持續發生。即便世界各種思潮持續進步，透過港口交易管道不乏令人遐想他方生活的舶來品，但居住此地的人們只能選擇在體制下噤聲，順從權力安排與管控來生活。為了強化時代氛圍，類處當時的心理狀態，本文引入白恐受害者高雄作家施明正的書寫，作為觀看80年代高雄藝術的氛圍參照與特質連結。

施明正的浪蕩書寫與高雄黑畫背景

高雄作家／畫家施明正60年代已有詩作發表於刊物，1962年6月畫作入選臺陽美展後不久，於7月即被捕入獄並牽連三弟施明雄。獄中持續創作詩文，五年後1967年6月出獄，80年代起小說獲吳濁流文學獎。1988年因聲援胞弟施明德而絕食，最後致肺衰竭引發敗血症過世。[1]早年施明正悠遊於詩書賞畫，與各方文藝人士交友聚樂，軍中退役承接其父留下接骨院與旅社等家業。而經過白恐入獄歷劫歸來，本當華美豐順的人生頓時丕變，多年後恐懼依舊如幽靈纏身難以揮去，逼使他持續透過書寫找尋逃逸出口。楊凱麟形容施明正為身處極度扭曲變態的威權政治核心卻擁有浪蕩子纖細靈魂，以至於成為一個「分裂仔（schizo）」，讓我們見識到了生活在該時代極度精神分裂與錯亂的存有模式。[2]

當你生存在20世紀80年代，全球無日不在戰爭的時代，許多無辜的人，即使免於諸如車禍、戰亂的死亡，或傷殘，仍然免不了空氣、水源、良知、格調被污染的慢性毒殺，與既有權勢、財力、學閥的確保，世界各地的統治者們都有安全資料的施設。

這些建立安全資料的無名功臣，基於維護秩序所加之於某一社會、人物所產生的因果、命運，跟其運作過程的形形色色，毋寧是構成傑出小說的題材。

──施明正〈指導官與我〉[3]

從小說裡可得知所謂「建立安全資料的無名功臣」指的是白恐系統裡的大小官僚們。施明正在80年代的生活仍殘存著十數年前從被捕至入獄過程中，個人的「安全資料」被審查與被審判的身體記憶。而在同一篇小說〈指導官與我〉中，卻還有追求女性軍官的性冒險情節：

這是一個成熟的女體。我以一個不是平常的士兵能夠擁有的充滿信心的男人眼光，逼視這個被我看得雙頰升起紅暈，竟忘了軍階的威嚴……我知道，我又獵獲一個女人的芳心。所不同的乃是象徵著國家尊嚴的制服與軍階，令我微起敬畏，不敢心存遐思。卻更能挑動好奇爭勝不敢心存踰越而又渴望一探踰越的冒險激情。

──施明正〈指導官與我〉[4]

楊凱麟在論析施明正的浪蕩性時，採用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在〈現代生活的畫家〉（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的定義，即一種「除了在其個人培養美的觀念、滿足其激情、感受與思考的狀態外無他之存有」。[5]而浪蕩本色加上異於常人的敏感與覺察，讓施明正在作品裡創造了一個極為獨特的感官世界。
在雜揉了性與政治的特殊結構中，分不清是嘲諷、懺悔、寫實、還是痛苦的情節。透過作品可以看到一位60年代曾經受到威權統治迫害的人，生活於80年代仍舊無法擺脫恐懼陰影，卻也因此不能停止創作，不書寫不可能的狀態。[6]

牽著一個虛年四歲的小男孩……一生中最黯淡、惶恐，卻也在燭火搖曳、淒風彈奏竹叢，和眼看由於失母照顧，而我又正在治療病人，終於沒有盯牢他，因而在一個多月前，被高雄診所隔壁的地下鐵工廠，壓榨螺絲帽的兩人伸臂合抱的大齒輪，壓碎右上臂的骨頭，從杯口大小的那個無肉的洞上，每天我替他換藥時，可見碎成無數塊的破碎骨頭，那觸目痛心的傷口，正以無數無形的形態靜靜地煎熬著:一個爲人之父者無能代子受傷、代子承痛，爲何又要生下他來承受這苦難多於歡樂，歡樂極易腐敗人心，苦難有時也難於提升人格的世界來。

──施明正〈島嶼上的蟹〉[7]

施明正為其子施越騰上藥時，心疼由於自己沒將孩子看顧好而導致重傷，「爲何又要生下他來承受這苦難多於歡樂」、「苦難也難於提升人格的世界」等句，同時是自悔慨歎也寫照威權統治下的狀態人心。回憶從人父帶著恐懼悔恨的角色飄離，墜入到一種既悲憫又自責的幽暗深沉意識裡。學者王德威認為：解嚴以後，台灣的控訴文學大量出現，關於血淚傷痕的描寫力度往往都超越施明正作品甚多。但是他的作品之所以值得注意，是那穿梭在情欲底線找尋自我定位的過程，政治迫害在他筆下演繹成不堪聞問真假的荒謬劇場，觸及了「生存本質的惶惑與裂變」。[8]

本文引入施明正文學乃欲藉此對照回看，過去由論者主以環境因素歸納形成的高雄「黑畫」。雖施明正早期亦有畫作但與本文主題關連不大，筆者所將引用的黑畫藝術家，除了共同生活過那些年代之外，並無入獄受迫經歷。然而施明正80年代以書寫為受迫記憶找尋出口，感受威權幽靈如影隨形之際卻更要書寫的創作狀態，與生活在政權及資本巨輪宰制都會中，尋索創作本質的藝術家們，有其共通性。他們都以獨立而敏銳的感官凝望人間，設法透過創作跨越權力結構所劃下的界限，觸及生存本質的惶恐，讓被掌控的生命產生裂變可能。

筆者認為黑畫固然有其環境形塑成因，但藝術家與時代、環境、社會之間想維持什麼樣的關係，以及他將自己沉放其中的位置與姿態，造就了黑畫中更為深沉的內在性，並且這樣的內在性於往後的高雄/南方藝術仍延續至今日......

（以上為本文節錄，完整文章請見《藝術認證》99期「走過戒/解嚴：藝術家如何書寫大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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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淇瀁，《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94施明正》(台南市：臺灣文學館，2017)，頁42-46。

[2] 楊凱麟，〈施明正，身體政治學者 - 書寫的身體政治與政治身體的書寫〉，收入《施明正臺灣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94》（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17），頁221-222。

[3] 施明正，〈指導官與我〉，收入《施明正集》（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3），頁179。

[4] 施明正，〈指導官與我〉，頁203。

[5] 楊凱麟，〈施明正，身體政治學者 - 書寫的身體政治與政治身體的書寫〉，頁230-231。

[6] 楊凱麟，〈施明正，身體政治學者 - 書寫的身體政治與政治身體的書寫〉，頁222。

[7] 施明正，〈島嶼上的蟹〉，收入《施明正集》（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3），頁229-230。

[8] 王德威，〈島上愛與死：現代主義、台灣、施明正〉，《現代中文文學學報》，5卷1期（2001年），頁98。

李俊賢｜紫雨｜1985｜油彩、畫布、炭筆｜144x277cm｜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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