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整理：謝宇婷（《藝術認證》編輯）

編：可以介紹這次得獎的作品《在海拔2000公尺震動》的創作過程與構想嗎？
咅：我本來就對標本、動物很有興趣，偶然看到朋友因為做作品的需求，找到台南大學曾教授管理的日治時期標本，我就透過他牽線去參觀標本。那些標本以前是在台南州教育博物館（1902-1945），它其實是台灣第一間博物館，但在二戰時被炸毀，館藏被分成兩批另外存放，一批放在台南大學，一批放在台南二中。看到標本時我有很多想像，像是他們活著的時候曾經發生過什麼事，其中那隻啄木鳥標本是最可憐的，其他的標本雖然可能皮毛掉了或是褪色，他們至少曾經被做成展示，但那隻啄木鳥卻只有固定在盒子上面，所以才想找一個溝通師去跟牠溝通。
一開始想法很單純，想找到牠生前住的地方，有點像仙人指路，牠給一條路讓我們實地去看。當然這注定是個失敗的過程，跟著當地嚮導，就會發現台灣山林的開發其實非常巨大，我們很難再發現一片完整的原始林是這隻啄木鳥當初居住的，所以反而是透過這樣失敗的找尋去帶出對森林的討論。

編：錄像中可以看到您做了會敲擊的作品裝置帶到森林裡放置，為什麼想用這個形式去致敬啄木鳥？
咅：因為最後找不到牠的出生地，我們就只能在可能的位置擺放作品裝置讓它去敲擊，像是紀念牠曾經活在這片森林。對我來講，去重現啄木鳥敲擊時的物理狀態很重要，不只是透過一個數位或是類比的音響去呈現。因為啄木鳥敲擊的速度很快，一秒鐘可以敲20多下，牠的身體結構是高度演化的，才可以適應牠敲擊的震動，想看看我們用頭去撞木頭，就知道那個衝擊力有多大，所以說牠們在演化上面其實做了很多的努力，像是為了吸震頭蓋骨變成蜂巢結構，牠們的腦袋還比一般鳥類還要小。
 
但其實很好玩的是，我們以前一直以為啄木鳥可以抵抗震動所造成的後遺症。所謂後遺症就是像美式足球員或拳擊手，研究發現他們的腦中有不正常的沉積蛋白質，這就是判別你有沒有這個腦創傷的主要依據，而這幾年科學家就研究發現啄木鳥的腦內有這種蛋白質，所以牠們還是會不斷因為牠們的生活模式造成身體上的傷害。所以說啄木鳥其實也是會腦震盪，他們還是會有職業病，但因為台灣的動物都在減少，啄木鳥的棲地也是。也許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啄木鳥到底是演化完成的物種，還是他們是正在演化的路上。

編：《在海拔2000公尺震動》之前展出的造型跟這次在高美館展出有些不同，可以談談為什麼有些調整？
咅：因為藝術家總是要在每個展場空間中，以最適合的方式呈現作品。其實這件作品在嘉美館跟節點藝術空間展過，我永遠沒有辦法複製那個場域的感覺，像高雄獎的場域是比較純粹、乾淨的空間，這個版本就是最後會形成一個觀看的殘缺，到最後它在震動的時候，觀眾永遠都只能選擇看一個方向，要不只能看啄木鳥震動，或是看影片感覺震動的聲音，也就是說觀眾必須透過自己的想像去補足另一邊發生的事情，這次就是想在這樣的空間做這樣的嘗試。而且這樣的話，當敲擊的那一刻起，空間的氛圍就會改變了。如果你是在裡面看影片然後聽到敲擊聲，在感受上就會好像自己在樹林裡面。
 
其實我本來是想照嘉美館展出時的樣子，但是到了這空間之後才臨時決定的。我記得第一天我們來下東西跟電工討論走電，討論完後就決定這樣大改，然後第二天就在朋友的工廠做那塊投影板，做到一半還是會想「我還是改回原本的樣子好了」，一定會一直猶豫。因為畢竟是比賽，如果是展覽就比較不會有壓力可以實驗。但比賽就是做任何一點改動都會緊張，怕沒有之前好或怎麼樣，但是其實在投影打上去木板時，我就知道這個決定是好的。

編：您不是第一次用標本來做創作，以前作品曾使用過，標本為什麼會那麼吸引你？
咅：標本對生物學來說很重要，但對我來講它有很複雜的概念，而且它是一個非常功能性的製品，包括展示、觀賞或是研究。我很喜歡標本，尤其是那種舊舊的標本，它永遠都會有一種很美妙的假象，一般我們看一個動物時我們都會看牠的眼睛，如果說標本做的好，你就會被它的眼神吸引，所以標本師會在眼睛上面下很多功夫。但你永遠都知道它是假的，所以說我很喜歡老標本的原因就在這裡。因為它們的玻璃眼珠或是塑膠眼珠，都會沾上一層厚厚的灰塵，當在觀看它的眼神時，其實你會有點困惑說「欸？你們到底在看什麼？」因為它沾上灰塵之後，你就會很清楚地知道它是假的。
 
編：在您的創作中時常進行田野調查，您也在海馬迴光畫館主持〈田野調查兵團〉系列講座，還滿好奇的是，田野對你而言是什麼？
咅：因為我畢竟是藝術家，與其談論田野的結果，倒不如說，藝術家應該是要提問「什麼是田野」。會做一系列〈田野調查兵團〉的講座，也是在討論什麼是田野，比如說我們有找倪灝，他有件作品叫《海戀》，那件作品其實是他大量的刷約會軟體Tinder製作的。那刷約會軟體Tinder是田野調查嗎？如果我們去研究便利商店，算不算田野調查？我認為藝術家要提供的是「田野是什麼」的想像，而不是只是單純的人類學式的田野或是博物館式的田野調查。
 
編：從2017年開始，從「生物學考」、「虛妄誌」到「研究室207」，您做了好幾檔展覽都跟生物、標本有關。一路走來的過程裡，有沒有什麼思考的轉變？
咅：一開始做的時候，該怎麼說？那個時候其實是用動物，或是用生物學去創造一種「反檔案」的方式去回應藝術問題，所以一開始的作品比較像是「藉動物之名」。直到「研究室207」，也就是《在海拔2000公尺》之後，最大的轉變是我更專注在人跟動物之間的關係。對我來說，這件作品最重要的不是透過動物溝通去談神祕學，而是我藉此跟這隻啄木鳥建立關係，所以我就照牠的希望去做一個展示的櫃子。

編：那我也蠻好奇，像你在做跟生物有關的作品，會跟其他生物學者交流嗎？他們會怎麼看您的作品？
咅：滿有趣的是，我那兩件作品，其實都是在學校單位。大家都知道，學校單位不是一個這麼開放的地方，我很幸運的可以找溝通師去溝通標本，又找了一個靈通老師去溝通人骨標本。那我覺得很好玩的是說，像那個曾教授，他就前幾天前陣子問我，你可以跟我學長介紹一下你們的溝通師嗎？好像意外地打開他們的另外一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