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國傑（2021年高雄獎首獎得主）

《家園》以購買難民手繪記憶中家園街道圖景及其地界「四至」（前後左右的地籍線)為表徵，探討土地所有權的誘因及問題背後的原因，實質是指向都市空間所有權的問題，引發大眾對「制度」的思考，嘗試提煉和梳理更複雜的社會性討論。
《家園》生發於藝術實踐《半田計劃》，而《半田計劃》是從一個土地界分的概念思考開始的，自2004年開始持續至今。

間性空間來源
《半田計劃》進行到此時，其藝術實踐中的間性空間來源於四個方面： 一是測量誤差，二是藝術上提出存在間性空間的假設，三是制度空白之處，四是制度化約中的主動放棄(如：四捨五入)。
        第一，測量誤差無法消弭，是間性空間的來源。2020年於臺北伊通公園的個展《選擇分之所有》的作品《誤差計值》就是間性空間來源於測量誤差的案例；第二，間性空間來源於藝術提設。《半田計劃》從土地堺分的概念中思考，經過土地與安身關係的感受，從而轉化的假定性空間（間性空間），在藝術實踐中延伸；第三，間性空間來源於制度空白。間性空間是制度節點，測量得到的誤差空間、制度空白得到的誤差空間都是間性空間，所以誤差空間（間性空間）本身就是制度的嵌入，是權力運行的空白區域。利用間性空間制度嵌入的本質，打破雙制度封閉狀態，促進藝術機制結構性轉換和內容的延展，也希冀打破都市內部空間不斷被編碼的相對封閉狀態；第四，主動放棄主權獲得的間性空間。制度化約是主動放棄的空間，即雙方主動放棄間性空間的主權，主要體現在國家間的邊界。

土地測量繪製的地籍圖，不斷的更新測制和方法，就是因為解決不了其中的誤差。對藝術家來說：「地籍圖就是誤差圖！」，所以地籍線的誤差乃是一個土地所有權的空白。《半田計劃》最初就是從這一理念切入，以土地財產所有權的空白為立基礎點，即把「誤差」當做基礎。《半田計劃》就是要將間性空間作為藝術上的空間，作為簽訂權屬的對象，進行一個土地銷售計劃或制度轉換的空間演繹狀態。


（一）利用間性空間進行藝術創作的《半田計劃》

1.《半田計劃》何來

土地邊界測量後出現的誤差是無法消弭的，我們從地籍圖上的土地堺分[1]中可以看到，「自然地」在進行土地劃分的時候，區分出我們看到的土地界標。《半田計劃》是一個標示出間性空間（界標）的行為。我們可以這樣理解：當一塊土地劃分為 A、B兩地的時候，A、B兩地的界線，它不是交集，而是屬A、屬B的雙線並置，那麼，並置的兩分界線之間的空間，不等於零，而是趨於零。如此，每此劃分土地的同時，就會出現此間性空間。我們也可以理解成每一次土地劃分測量時，測量本身一定帶有誤差，這個誤差的空間就是間性空間，這兩個方式都可以說明「間性空間」。

綜上所述，《半田計劃》觸及都市權中的制度，以批判性空間性視野的詮譯為前提，是介入型集體操作的空間戰（制度戰）項目計劃，半田計劃就是制度誤差計劃，制度誤差效應就是半田效應。《半田計畫》在思考什麼是制度，如何讓制度趨向無何[2]。空間不斷被編碼，加劇空間的破碎性，形成了愈來愈多的間性空間。藝術家的藝術方式，是創作制度裂縫的空間方式：詮釋制度，把制度中的裂縫當做空間，當做藝術空間來發展。在藝術實踐中，可以嘗試使用蘇賈的第三空間理論對《半田計劃》進行描述。《半田計劃》打破固有空間認知，售賣間性空間。這個空間既不完全屬於藝術機制，也不完全屬於都市制度，而是存在於兩者接觸交往的某個節點中，《半田計劃》指出都市制度生成的間性空間（誤差空間）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的節點。社會大眾對於集體身份的認同和集體記憶的建構正是發生於這個節點上,這個非此即彼、亦此亦彼的節點（誤差空間），就是「第三空間」。《半田計劃》使用或生成檔案，以檔案為連結點，指出並證明第三空間的存在，進行空間生成轉換。

全球化背景下，都市危機激起對無何都市[3]的探求。藝術制度化管理使得藝術世界"中心-邊緣"的界限更加銳利，也壓縮了藝術世界中的第三空間。《半田計劃》把藝術制度和測量制度並置，指出並利用測量制度中的第三空間（都市制度誤差生成的空間），以檔案為連結點進行空間轉換，製造新的第三空間（間性空間)(半田共間國[4]），以大眾痛點達彼此認同而聯合社眾；或詮釋測量制度而在制度中產生空間誤差、縫隙、漏洞等，進行「空間戰」，嘗試在藝術世界中開拓可不斷發展的開放性空間。
 

《半田計劃》中《家園》的藝術實踐，先後在法國巴黎和義大利的裏雅斯特（Trieste）舉行。2019年，在巴黎現場，藝術家請有難民身份的遷徒者畫出逃離遷徒前家鄉的住宅及附近街道圖，標出家的「輪廓」，以十歐元賣給藝術家，買賣雙方面對面進行地界所有權轉讓的契約簽署儀式。2020年，受到義大利的裏雅斯特當代藝術中心的邀請，我與19名難民連線，在線上完成了在場所有家園輪廓的轉讓協議。
在《半田計劃》中，我發起了一種資本遊戲，發起製造檔案、藝術事件等藝術實踐，指向處於溫水煮蛙般的無感危機中，當生活陷入生存時，公眾在藝術中產生痛覺。透過藝術，連結眾痛，因散佈的區點實踐而形成菌落生態。《半田計劃》中的每一個專案都是在這一理念的基礎上延伸的，但是每個專案又有獨特性，《家園》的獨特性部分體現在打破固有制度概念（地籍圖制度）並引發了「權利被誰賦予」以及「我的處境」等一系列針對所有權的思考。
土地是空間最基本的載體，都市空間內的一切活動目前都不脫離土地而存在。所以闡述都市的空間生產，離不開對土地權屬問題的探討。都市是誰的都市?這不是資本的都市，這不是富有人的都市，這是公約數的都市。何時有了地籍？地籍的功能是什麼？地籍圖有土地編碼資訊為支撐，編碼後的土地展現所有權資訊，地籍圖既可以凸顯都市空間生產內容，也可以成為藝術實踐活動的文本。所以，《半田計劃》很多子項目利用了地籍圖展現空間邊際與許可權範圍的內容。以地籍圖作為制度檔案，以藝術實踐的方式把藝術制度介入到都市制度之中，找到地籍圖中的制度空白區域的「間性空間」，以此為跨制度進行藝術實踐的媒介，運用檔案轉化生成「第三空間」，並讓該空間直擊在空間生產中的社眾，作為發起一系列對都市空間的扣問和思考。
 

《家園》這個實踐專案與以往《半田計劃》對地籍圖的應用不同，《家園》不再使用地籍管理部門繪製的地籍圖，而是產出被動遷徒者繪製記憶中曾經家園的地籍資訊。「家」指的是大家共同生活的依歸所在，「園」指的是一方空間。《家園》中，難民手繪的是「家」？還是「園」？我認為家園不僅僅是一個物質空間，它也是一個具有意義價值的社會空間。《家園》購買的是土地記憶，有別於之前賣地界誤差的疑問和思考。
為什麼一部分人成了難民？成了難民的我，還擁有土地所有權嗎？我的土地去了哪裡？曾經是我的土地，現在就不是了嗎？我們認知當中的「權利」是怎樣被賦予的？是誰賦予的？誰又剝奪了我的土地所有權？為什麼土地的所有權需要被賦予？我不應該與生擁有土地嗎？我到底處於什麼境況？

綜上所述，藝術家嘗試利用當前社會所認可的度量衡作為客觀形象，把「交易」作為表達工具，通過現金交易的參與，嘗試帶給我們關於「價值」的思考，去提煉和梳理更複雜的社會性討論。
 

《半田計劃》從2004年開始，目前已經實施了17年。長久以來，很多藝術項目從邊境或邊界入手，可能給部分人帶來《半田計劃》只是重覆在售賣沒有主權的土地這一單解。該藝術實踐專案實際上是在利用間性空間進行空間戰，大眾看到的土地售賣僅僅是表徵。《半田計劃》生發於間性空間，並在藝術實踐中不斷茁壯成長。只要世界陸地、海洋等空間被分割，就會產生間性空間，這都屬於《半田計劃》間性空間的來源。所以，空間劃分不停止，土地編碼不停歇，《半田計劃》就會持續進行。
《家園》是《半田計劃》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對家園的思考，並發的藝術實踐，是筆者回應社會的態度。我認為藝術應是一個價值的發現與發展過程，而且是對於一個更大的社會文化議題的整體觀照。「藝術就是分享權力」，而不一定非得要先成為權力的擁有者，我們也可以分享權力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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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謝宇婷
發布時間：2021. 6.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