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坤毅
在描繪日治時期高雄港邊風情的作品當中，藝術家張啟華所繪〈旗後福聚樓〉一直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可以說濃縮一個時代、一個地區的美術與人文於其中。打狗文史再興會社藉高美館委託調查的契機，重新開啟城市紋理的探索，抽絲剝繭的尋找畫作中的「福聚樓」廬山真面目……
張啟華在1931年創作的〈旗後福聚樓〉 油彩、畫布 79 × 98.5cm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1931年就讀日本美術學校的張啟華，在暑假期間回臺時所創作之〈旗後福聚樓〉，不僅獲得該校的校展首獎，更曾入選第七屆臺灣美術展覽會。這幅原稱〈海岸通り〉的畫作是張啟華留世最早之作品，也是高雄市立美術館開館時的元老級藏品。 歷經二十多年的典藏歲月後，館方計劃透過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再現畫作故事，從作品來追溯前輩藝術家的身影與視野，引領觀者重返歷史場景，感受昔日港邊的碼頭風情。筆者作為打狗文史再興會社團隊成員之一，本次很榮幸受館方委託進行文史調查，嘗試藉由「城市考古」來重建畫作中的福聚樓及週邊景觀。 近幾年很受到歡迎的城市考古，是利用文獻比對、實地考察、口述訪談等方式，探討城市在歷史變遷中留下的一些未解之謎，以及缺乏發掘的空間遺跡。城市考古不需具備專家學者身份與精密檢測儀器就可以操作，有別於考古學以史前遺址的調查與挖掘來從事科學研究之嚴謹定義。
舊時場址的回溯
臨海的旗後聚落為打狗之濫觴地（鄭喬維先生提供）
古名「旗後（后）」的旗津地區，日本時代初期曾為打狗最大市街，萬商雲集，數十家旅館、酒家、娼樓大多建於臨海之地，憑欄眺望可見水天一色。「妖妓如雲，如張蛛網，而笙歌尤徹夜焉，狂蜂亂蝶，難保無投之者。」[1]從百年前的文字形容可見其盛況，而福聚樓就是在此時代背景下，旗津酒家的歷史寫照之一。 過去大眾對福聚樓詳細地點的描述較為模糊，自畫作中也只能判斷是位在聚落北方海岸道路的臨水地帶，而舊址定位是關鍵的首要步驟，才能以此為核心，衍生相關史料的線索，展開地毯式搜尋。
依據日本時代的商工名錄資料顯示，福聚樓座落於旗後町五丁目一番地，今址為廟前路與海岸路口東南角，正對旗津輪渡站出口，該筆土地在戰後已多次分割，範圍為現在的旗津段2、2-1、22-1、22-2等四筆地號。這塊座西南、朝東北的長型土地，從舊地籍圖與古地圖中，能看出左側有一個向廟前大街延伸的碼頭，早期是停泊小船的位置。
介於卸泊碼頭與商業街路交叉口的福聚樓舊址，根據鹽埕地政事務所提供的土地臺帳，以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的檔案，[2]土地產權早期應為英商怡記洋行的買辦—張順記商號所有，顯見其優良區位對於貿易商人之重要性，當時可能為商號辦事與倉儲用空間所座落的位置。而在碼頭的另一角，則是日本時代設立的水上警察派出所，該址至今仍為警察局所用。
然而，碼頭到了1920年代就已不見蹤跡，或許因淤積嚴重、空間狹隘不利使用，水域被填築成陸地，並在靠近福聚樓左側之處興建有一棟木造小屋，疑似為渡船場的待合所（等候室），而目前旗津輪渡站的位置則為1938年遷建的結果。
福聚樓與週遭環境在舊地籍圖中之標示（鹽埕地政事務所提供）
日本時代初期旗後廟前大街與卸泊碼頭的影像 （鄭喬維先生提供）
此外，現今福聚樓舊址與海岸線有將近三十五公尺的距離，難以對應畫作中臨水的景象。而透過舊地籍圖的判讀，能辨識出新、舊海岸線的改變痕跡，比對歷史事件之發展後，得知是高雄港第二期築港工程所施作的新護岸，1935年完成填築後，造成地貌大幅變化。
歷史事實的辯證
934年福聚樓新築落成兼三十週年紀念之廣告（引用自1934年5月27日《臺南新報》（第十二版））
消失在地表上已許久的福聚樓，其歷史脈絡在現有的論述中仍存在許多疑點。高雄文史研究的前輩林曙光曾數度在其著作中，強調福聚樓為高雄酒家之濫觴，這樣的說法被大量引用，不過是否為真呢？ 筆者幸運地找到一張1934年《臺南新報》的廣告，內容是中福聚樓新築落成兼三十週年紀念，據此能較明確地知道其開業時間應為1904年，而張啟華在畫中描繪的即是改建前的福聚樓。 「旗后地方，在舊政府時不但商業不振，而勾闌中僅有一二而已。至於料理店，更不可問矣。自入版圖後，地勢開拓，商業發展，加之建立會社，每年人口及戶數，愈見增加。故本島料理店，繼開三四間，並宿南北藝娼妓，約計百名。滄桑變幻，即此可見一斑也。」[3] 從1908年報紙文獻描述旗津地區的概況中，可以得知清國時期的酒家或妓院寥寥可數，到日本時代才見其榮景，福聚樓應為改朝換代後所開設的本島料理店之一。由於當時旗津已被指定爲遊廓（合法風化區），故福聚樓亦兼營貸座敷（妓院）業務，有不少藝妓與娼妓僑寓其中。
如此一來，將福聚樓喻為高雄第一間酒家的說法稍有爭議，不過從商工登記資料觀之，福聚樓可說是日本時代高雄最資深的酒家。另外，關於福聚樓的經營者，對照文獻中曾有記載的張祥元、張紫雲，還有當地耆老提及的張福榮，皆很可能是乙未割台後取得福聚樓土地所有權的張清輝之親屬，而曾任張順記商號掌櫃的他即是出身福州，故能對應到林曙光所提及福聚樓經營者為福州人的描述。 1910年代起由於對岸市街逐漸興起，旗後聚落又有空間狹隘、建物老舊、環境不潔等問題，故1917年官方決定將遊廓移轉至打狗川（今愛河）右岸一塊由鹽田、魚塭填築成的新生地—榮町。自此以後，旗津已無貸座敷業者蹤跡，推測福聚樓也轉為單純臺灣料理店之經營，原本酒家內娼妓放浪不羈的身影，遂也應被舉止高雅的藝妲所取代。
時代插曲的浮現
1906年〈棧橋架設附近見取平面畧圖〉（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提供）
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的檔案中，筆者發現到一份有趣的文件，是1906年葉宗祺為了搭設棧橋，向官方提出海面使用許可的申請書，[4]當中所附〈棧橋架設附近見取平面畧圖〉在福聚樓位置的標示，一、二樓分別為葉宗祺倉庫與打鼓旅館（打鼓ホテル），建物右側緊鄰順源倉庫，另一邊則可見有向廟前大街延伸的碼頭。 那麼福聚樓到哪去了？筆者其中一個推測，為該圖是簡單示意用，有可能僅標註建築部分使用單位，主要對應棧橋申請者的倉庫位置，福聚樓也為建物的使用單位之一。另一個推測，則是1904年創立的福聚樓原址非座落於此，而是後續才進駐。究竟實情為何，仍待更多佐證資料出土後再深入解讀，不過能確定該建築約在1920年代中期後，是以福聚樓的經營為主。 曾使用該建築的葉宗祺，擔任過打狗區長、高砂信用組合長高雄市協議會員等要職，被形容是紳商中的巨擘，其創立的新泰記商號，昔日是打狗地區規模數一數二之貿易商，[5]彼時利用的倉庫空間應以米、糖的存放為主，申請設立棧橋是為了貨物裝卸的方便。
1910年代荒木萬三郎經營的旅館及料亭之廣告 （引用自《新臺灣》大正七年天長節號）
另一個進駐的打鼓旅館，是1896年由荒木萬三郎所創打狗地區最早之旅店，身為打狗開拓的元老級日本人，事業觸角廣及料理、貨運、劇場、製冰等，[6]更曾任高雄市協議會會員。曾有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以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等高官名士下榻過的打鼓旅館，[7]由於商業重心的變遷，1924年就不見此旅館經營之記載。
建築面貌的復原
接著再透過數張的日本時代眺望景觀影像，將所見福聚樓位置的建築量體對應到已知的長型土地形狀，會發現該建築頂端，皆是由兩個帶有馬背的硬山式（二坡水）屋頂單元所組成。清國時代旗津、哨船頭地區的洋行建築皆可見此一特徵，並會將主入口設置在兩個屋頂短邊的中央位置，同時亦符合福聚樓的建築時代背景，以及張啟華畫中門廊頂部與兩側規帶銜接的斜面分佈樣貌。
所幸仍有許多自旗後山上拍攝港區與聚落的影像留存，筆者便利用數張大尺度範圍的影像來歸納分析。首先比對1865年間朱利安•愛德華茲（St. Julian Hugh Edwards）與1971年間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的攝影作品，皆未見福聚樓的位置有建築物之跡象。直到1895年《台湾諸景写真帖》由日本陸軍拍攝的影像中，該處才出現建築物，故可推測是清國時代晚期所建造的房舍。
旗津與哨船頭地區洋行建築之樣貌
（引用自Recueil. Documents originaux utilisés pour l'illustration de L'Île Formose de Camille Imbault-Huart）
1900年代末期打狗港內眺望旗後聚落之景觀（林志明先生提供）
正立面還有一處重點，即為〈旗後福聚樓〉畫中非常顯眼的入口門廊，二樓欄板疑似有些字樣，但由於取景角度的緣故，僅能看到左側部分，上頭寫有幾個片假名組成的字串，在判讀後確認為「ユニオンビール（Union Beer）」，即日本麥酒鑛泉株式會社所生產啤酒之廣告字樣，透露當時福聚樓內可品嚐到的微醺氣味，不是只有米酒或清酒而已。
ユニオンビール廣告（朱家煌先生提供）
1920年代自旗後海岸北側水面向南眺望的影像（引用自《高雄州行啟記念寫真帖》）
屋頂與正立面都有線索後，建物連結廟前大街的側面外觀，在原畫作中並無呈現，故文獻的搜集與判讀過程頗花心力。從1924年《高雄州行啟記念寫真帖》一張場景為旗後海岸（今海岸路一帶）的「扒龍船」影像，能清楚辨識遠方高起的福聚樓，有壓瓦磚分布的鋪瓦屋頂，為昔日打狗港區建築的特色之一。再往下看到側面二樓，有突出的日式緣側（外廊）空間，並搭配大面積的玻璃橫拉窗，以及兩側的戶袋構件。 可惜福聚樓被疑為渡船場待合所的小屋遮蔽，無法窺知一樓樣貌，又從古地圖上看到不少建築輪廓的標示，福聚樓左側似乎有個凹入的內院空間，乍看之下實在難以參透。然而，這個謎團終在一張馬雅各醫師家族所遺留的史料中解開，約為1890年代末期拍攝的旗後碼頭影像，當時福聚樓仍未進駐背景建築，一樓的確有內院空間，由兩邊延伸的小屋圍塑，並設入口院門。
1890年代末期的旗後碼頭（圖片來源：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特別的是，這張清晰影像中二樓的通透外廊，和1920年代的樣貌不同，木構的拱圈、圓頂與簷部等裝飾，帶有洋風建築特徵，應為打鼓旅館開業時所設，妝點原為辦事與倉儲的建築。後來可能因1911年颱風災害而受損，[8]才改為有雨戶（擋雨木板）裝置的日式外廊，兼具風雨遮蔽與景觀眺望功能。 最後，建築室內空間則是較難考究的部分，參考相近時期的酒家案例，當時應有包廂型態的消費空間。另外，根據昔日報紙文獻，福聚樓曾有高砂信用組合、旗後漁業組合與高雄和洋雜貨組合等單位聚會之記錄，故推測內部亦有大敞廳類型之空間，來應付多人團體活動的使用。
記憶片段的拼湊
虛擬實境計畫中重建的福聚樓樣貌
〈旗後福聚樓〉的虛擬實境計畫，並非僅有硬體空間的復原，更多的是時代背景的回溯，以及庶民文化記憶的重建，使昔日大眾生活的樣貌更為鮮明地再現。在頗耐人尋味的城市考古過程中，許多史料在初次翻閱時，並無法馬上判斷內容的關聯性，而隨著線索越多，與研究對象的緣分越深，會突然一道靈光閃過，能很快在歷史洪流中淘洗出關鍵片段，拼湊出一幅完整的時代樣貌。 現階段的成果中，可以發現除了酒家的歷史，福聚樓建築中更蘊含了許多高雄過去發展的重要人物故事。常被說成是一座年輕城市的高雄，雖然歷史縱深難與臺灣其他的古城相較，但其特殊發展背景所累積出的人文厚度實在不容小覷。 儘管目前受限於虛擬實境的設備規模，畫面無法達到完全擬真，不過具備了這些出土的資料，未來仍能進行更為細緻的建構。在歷史文獻逐步數位化的便捷時代裡，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當位小偵探，一同加入城市考古行列，走進繪畫中的風景，探索藝術作品中高雄的歲月變遷。 陳坤毅，打狗文史再興會社團隊成員。 本文出自藝術認證88期《多元史觀特藏室的聯想》，2019年10月出版。